八月的雾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二场电影，八月的雾，看完心里非常压抑。影片几乎是完全白描的手法，没有特别的渲染正义或者邪恶，只是把这段二战真实的过往拍出来，让观众自己反思。每个生命的逝去都悄无声息，围观的人也默不作声，似乎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难得高潮就是一个敲钟的哑巴大叔在发现自己一直很照顾的聋哑小女孩死去后的放声大哭，以及男主小男孩在敬爱的护士去世后，痛苦大骂院长是杀人犯。

而影片最后一段几乎寂静无声的画面切换，只有些若有似无的乌鸦扑楞翅膀的声音，那种张力，几乎把影片的压抑黑暗情绪推到最饱满，心脏似乎也快停止跳动了。所有打着伟大，庞大目标旗帜而做的行为里一定隐藏着人性最深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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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的屠杀中，以“安乐死”进行的屠杀也许是痛苦最小的，但也是最残忍的。n

1939年，屠杀被视为“精神上有问题”儿童的“安乐死”计划启动。

后来这个计划从儿童扩大到成人。

被划入死亡名单的人们要么被注射致命药物，要么被送去毒气室“淋浴”。

1941年8月，因为抗议声高涨，希特勒下令终止这场“不健康人种清洗”。

但在某些地方，安乐死方式的屠杀还在秘密进行。n

当战争远去，艺术却可以用各种方式来铭记。

用电影再现，最有名的莫过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了。

在影片最后，两个男孩紧握对方的手，迎接最残酷的黑暗。

堂叔这种轻易不落泪的直男竟也看得动容。

当儿童的纯真情谊和战争的残酷屠杀相对比，由不得看的人不震惊。

今天堂叔要安利的《八月的雾》也是这样一部探讨“安乐死式屠杀”的电影。

13岁的洛沙因母亲去世、父亲在集中营而被安置在了一家病院做杂工。n

他一直相信父亲会来接他一起去美国。

他勇敢，不畏强暴。

当大点的男孩让他擦鞋时，他说：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

他机智，并且为朋友两肋插刀。

当同伴把马铃薯扔到护士身上时，为了帮同伴免除责罚，他大声说“希特勒万岁”来转移话题。

他被安排给解剖师做助理，清洗解剖台和解剖用具。

他遇到一个有癫痫的女孩，两人生出朦胧又真挚的情谊。n

他和这里的每个小孩都玩得很好，但快乐何其短暂，

战争的残忍正向他们袭来。

在病院，经常会有一批人被送上一辆黑色巴士，

去了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巴士还是引起了市民的注意，

安乐死计划被市民和神职人士抗议，

终于希特勒下令停止此计划。

但柏林方面支持病院自己处理，院长以“去除不健康人种，净化德国民众”为由开始了在病院实行安乐死的秘密计划。

他找来一名护士，让护士给虚弱的病人注射药物，

护士则建议把药物放入树莓汁让病人喝下，这样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死去的人的死因会被确认为肺炎，

他们的大脑会被送到研究院做实验。

一个又一个前一天还好好的，

后一天就莫名死去的人让洛沙和修女开始疑惑。

修女坚定地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院长没有权利决定其他人的生死。

但单凭她自己又怎么能阻止呢？

不仅如此，院长还实验了新的办法，更隐蔽的杀人的方法：

把蔬菜煮到没有任何营养，然后让病人一天三顿只喝蔬菜汤，

这样他们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死。

当身边的小伙伴一个个死去，洛沙和女孩决定逃走。

当飞机炸弹袭来的时候，他们想从防空洞逃走，但女孩不幸地被炸伤了腿。

重情义的他说，没有女孩，他不会自己走的。

修女为了保护另一个女孩而死，在修女的葬礼上，院长却说着冠冕堂皇的话，

人性的伪善在这里暴露无遗。

洛沙拆穿了他的虚伪，说他是凶手。

小孩子总是太耿直，却不知人心险恶。

院长决定给这个“惹麻烦”的男孩实行安乐死。

当人性的恶与人性的善对峙，在战争年代里，掌握权力的恶可以一手遮天，视人命如草芥。

从来没哭过的解剖师在看到洛沙的尸体时，忍不住落了泪。

堂叔看过电影已有两天，但一想起洛沙的死，心还会生生的疼。

这个善良、勇敢、机智、重情义的男孩，

这个想要长大后当市长的男孩，

这个等着父亲来接他去美国的男孩，

就这样被残忍地杀害了。

堂叔不敢想，等洛沙的父亲来接的他的时候，他的父亲的神情该是怎样悲哀。

在洛沙来病院不久，父亲来接他了一次，却因为没有居住证明而无法接走他。

从父亲想要带洛沙走的迫切甚至哀求，可以看出父亲对洛沙的爱，

而战争却让洛沙无法在父亲的爱中长大。

父亲当时告诉洛沙，他只要再等两三周就可以了，

但是洛沙再也等不到了。

骨肉亲情被战争阻隔，作为父亲的无奈，作为儿子的无辜承受，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战争这个非常时期里，人性的恶像是被恶魔召唤，善恶分明，善不敌恶，让人心疼。

《八月的雾》用儿童的视角看待战争的残酷，

用儿童的纯真无畏对比人性的恶毒伪善。

不像《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侧重对两个男孩情谊的表现而显得有些煽情，

《八月的雾》画面冷峻，尽可能避免煽情，让剧情更接近战争的残酷。

这种冷峻不带评判的电影，也只有德国人拍的出来。

由德国来反思这场战争，似乎更有深意。

但用儿童视角讲述战争的电影实在太多了，《美丽人生》、《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白丝带》都关于儿童（青少年）和战争，

或者以儿童的纯真加深战争的残酷，或者以儿童的恶毒注解战争的根源。

水涨船高导致《八月的雾》算不得上乘，但被一部电影所触动流泪，因一部电影而铭记一段历史，

变得越来越难得，所以也越来越珍贵。

德国的电影一向克制，但这种冷静下的残酷更让人震撼。而全片最让人震动的是最后的字幕。

原来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当德国投降后，在法庭上，院长被判三年，

而护士——安乐死的直接执行者，被判四年，之后继续从事儿童护理工作。

数以万计的人死于他们手中，而他们却只受刑三四年，堂叔表示哔了狗了。

那些逝去的生命不会再回来，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铭记。

除了再现一段残酷历史，电影还把人性的伪善表现得淋漓尽致。

院长一面道貌岸然说要帮助弱者，一面又使用手中的权力“清洗人种”，大肆谋杀病院里的人。

可是就像修女所言：你没有权利决定人们的生死。

当院长的险恶面目被洛沙揭穿，恶会滋生更大的恶，

医生出身的院长不是反思自己，而是害死揭穿他面目的人。

在任何时候，伪善都比直接显露出的恶更可怕，更具杀伤力。

战争给了伪善膨胀的土壤，伪善则使得战争更恐怖。

一直认为，好的影片并不是有多曲折的剧情或者多煽情的表演，而是你看完了会去思考一些东西。如果要我定义，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应该算是一部披着剧情片外衣的恐怖片，为什么说它是恐怖片，是由于本片是站在一个孩子懵懂的视角去看一段全民皆为恶的历史。

我家学德语的妹子曾经说过，不要轻易去看德国电影，因为他们拍出来的影片属于绝对虐心的级别。果不其然，《浪潮》《八月的雾》这两部影片都让我感到了毛骨悚然。这也算对我的一个提醒吧，看来以后真的要远离德国电影了。

《八月的雾》剧情很简单，但剧情背后的故事却异样沉重，看过本片后，我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德国纳粹于1934年实行了T-4行动，表面上，该行动是为了那些因心智缺陷子女困扰的父母，利用国家将这群孩子收养治疗，以便父母能够再度生育健康的婴儿并将其抚养成人，而收治的病患，国家在判断其有无法治愈的可能后，有权采取“安乐死”的方式。听起来是不是还有些人道？带着这种疑惑，我又多点开了几十个网页，但随着浏览资料的增加，却发现这是一段赤裸裸的历史上的全民为恶的行动。和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毒气室不一样，这次行动中被披露的资料并不是那么多，很多资料说的还有些晦涩，只能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去解读。二战德国，“优生学”“遗传学”大行其道，而某些智障弱智精神病等残疾人士，被视为“累赘”，在1935-1945期间，在德国政府主导下，有近20万德国人死于这场以安乐死为名义的国家谋杀。有一个根据相关医学研究得到了一个数字比为1000:10:5:1，其意义是1000人中有10人需要精神病治疗，其中5人住院，这5人中有1人要被列入“安乐死”计划， 根据当时德国人口数据计算约为6.5-7.5万人，但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超于计划人数，多余的人数是某些有身体残疾人士，年老体衰不能工作的人士，”难以教化”的青少年，甚至于战争中受到战争创伤和心理创伤的战士等。很显然，到最后，纳粹帝国已经将这些人视为“累赘”，作为无法在对外战争中提供支持，反而需要消耗国家资源的“工具”，予以“毁灭”，自然，这种大规模的“毁灭”并非某人所为，而是全民默许下的行动。

本片是我看过的最恐怖的恐怖片，在人道的外衣包装下，全民皆恶，谁都是罪人。

【转自微信公众号 壹早电影】

这是一部既能让我们看到电影的多种可能性的，又能引发我们或多或少深思的剧情类影片。

此片豆瓣评分虽然只有7.5

但却被网友们评价说，n——时代背景之下的悲剧，结局更是令人动容……@阳光散落在脸上

如同网友的评论一般，这部片儿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施行的以“关爱”为名的纳粹安乐死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披着“关爱”的壳子，但实际上，它却在实施着耸人听闻的谋杀。而它谋杀的，则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或有着病痛，或有着残疾的孩子们。

据史料记载，在这个全民为恶的计划当中，被以安乐死之名谋杀的孩子们超过5000人，而在这种被当权者用“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来解释的关爱计划中，受到“关爱”的孩子们也逐步的从三岁以下的儿童，逐步扩大到八岁、十二岁、十六岁等的孩子。也就是说，纳粹政府想要借由此计划，有效的摆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累赘——残疾人。

这种光明正大的谋杀，简直丧心病狂。nn电影《八月的雾》就是基于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德国，一个13岁的男孩埃勒斯因为没人照顾，而不得不进入了一家医院工作。工作后的埃勒斯，无意间发现了医院里正在发生着震撼人心的事情——许多孩子被医院以“关爱”的名义，被施行安乐死。

为了阻止此种事情的发生，埃勒斯和朋友们一起，企图破坏这场阴谋。

在此片中，导演用了一种既隐忍又克制的手法，向观众们客观无比的展示了当年“纳粹安乐死”计划的真实和可怕。nn——很沉重的话题，导演用克制隐忍的镜头还原“安乐死”的真相，虽然是孩童视角，但依旧看得人心疼，染血的手术刀，苍白的尸体……披着宗教外衣的杀戮，Ernst只不过是众多受难的孩子们的其中一个……@kiki204629

虽然也有网友们表示，这种克制和隐忍的拍摄手法，令整部影片缺少高潮，缺少煽动性，缺少震撼画面，可壹姐却认为，只用写实的手法来还原事件的本身，有时候比煽情、比刻意夸张来得更加震撼人心。

而此片中，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也算是在波涛汹涌的黑暗社会里，给我们带来了点滴光明的希望。

或许，即便生活在今天这种光明普照的世界里，我们也不愿意去揭开过去某段社会时期中，这个社会对孩子们做过的恶行、犯过的罪责。但电影《八月的雾》却愿意倾尽一己之力，带着我们去直面那些社会中的假恶丑，它用一种冷峻严肃的平铺直叙，来还原历史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则能够直击我们的内心。nn即使我们不愿直面过去，但愿《八月的雾》能够带给我们多一些的心灵拷问。nn如果你想多知道一些这个社会的恶，那么你有时间就看一看《八月的雾》这部电影吧。

原文（种族改良与人种进化:种族学说）
 
　　　1938年秋天，一个叫做Knauer的人写信给希特勒，说他的儿子生下来就失明、智障、少一支胳膊和一条腿，抚养他将给家庭造成严重的负担，并且他活得极为痛苦，因此请求允许“仁慈的死亡”（a merciful death）。希特勒让他的私人医生卡尔 布兰特（Karl Brant）前去检查，如果情况属实，他将有权对这个孩子执行安乐死。
　　Knauer案例成为了纳粹之后执行安乐死的标准模型。1939年3月，卡尔 布兰特在希特勒的授权下组织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有残疾或智力障碍的婴儿执行安乐死。该委员会由总理府直接负责，由Hans Hefelmann主管，对外宣称是“严重遗传性疾病科学治疗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Treatment of Sever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Illness），简称T4。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纳粹德国“安乐死”运动的正式开始。
　　1939年8月18日，该委员会下达文件，要求接生婆和医生遇到出生时带有先天畸形的婴儿必须到当地卫生部门进行登记，原因是要“弄清先天畸形和智力障碍领域的某些科学问题”。每登记一个将受到两马克的奖励。由接生婆和医生填写的问卷被送往柏林，几位医学专家(Catel, Heinze, Wentzler)根据问卷的情况进行某种“筛选”(Selection)。添加到安乐死名单中的婴儿用“+”表示，允许活下去的婴儿用“-”表示。被判死刑的婴儿迅速被转移到指定执行安乐死的28家大医院中，而孩子的父母被告知这种转移是为了进一步“特殊治疗”。
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包括注射吗啡，喂食毒药，氰化物毒气等等。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采取任何医疗措施，让带病的婴儿“自然死去”。纳粹医生认为，这样可以最少程度地避免外界的批评，并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取消了干预，让本来该发生的事情自然发生而已。在纳粹的医学哲学中，现代的医学技术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挑战，因为辅助生育导致那些本来应当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的劣等基因存活了下来，这对“种族的进化”是一种妨碍。如果没有医生的介入，带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根本不可能存活。
　　起初，安乐死仅限于三岁儿童以下。然而，在1940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中， Hefelmann认为三岁以上的儿童应当享有同等的“关爱”。1941年7月12日，政府下令德国所有的医生、护士、以及相关医疗人员，对所有带有身体残疾的儿童进行登记，不仅仅只是婴儿。并要求所有教师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残疾学生的情况。不报告者将受到150马克的罚款并判一个月监禁。这种“医学关爱”很快从三岁扩大到了八岁、十二岁、十六岁、十七岁。
　　“安乐死”运动本来主要针对的是婴儿和儿童，但纳粹政府立即发现这也可以是解决成年残疾人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起初对身体残疾或智力障碍的成年人主要进行的是绝育（sterilization）,而不是“安乐死”。1933年7月14日，纳粹政府通过了预防患遗传病后代法(the 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ffspring),即绝育法(the Sterilization Law)。绝育的对象是那些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成年人，包括弱智、精神分裂者、躁狂抑郁症患者、遗传性癫痫患者、亨廷顿舞蹈症患者、遗传性失明或失聪、或者严重酗酒者。最初使用的绝育手段主要是输卵管结扎（女性）和输精管切除（男性），后来则使用大剂量X射线照射。在“安乐死”运动兴起之后，纳粹医生们开始用“安乐死”来代替“绝育”，因为“安乐死”显然要比“绝育”来得更直接与彻底。1939年10月，第一批“安乐死”申请被送到了政府专门机构，由48位医学专家评审。在总共283，000份申请中，有大约75，000名病人得到了批准。如此大规模地执行“安乐死”也很麻烦，很多病人直接受到枪杀处理。
　　然而，“安乐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抗议，尤其是天主教会。1941年8月24日，希特勒被迫给布兰特下令，禁止精神病院继续毒杀病人。然而此时已经有65，000-70，000名病人被迫接受了“安乐死”，早已实现了预期目标。“安乐死”运动并未因此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1942年，执行“安乐死”的权利中心由T4委员会转移到了各个医院，医院自行决定是否执行安乐死，实际上导致了“安乐死”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犹太儿童本来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他们还不配享有“安乐死”这样的“关爱”。在纳粹医生看来，“安乐死”是一种“仁慈的行为”（merciful act），它让病人以最小的痛苦平静地死去，免受更大的痛苦。尤其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在他们能够感受到痛苦之前就结束他们的痛苦，这是一种莫大的“关爱”。他们还援引帕拉塞尔苏斯的名言：“医学是一种爱”（Medicine is a love）。这种爱就是要“结束痛苦”（end the pain）。 1943年，这种“关爱”终于还是“仁慈地”给了犹太儿童，并且不仅给了残疾的犹太儿童，还给了健康的犹太儿童。在此期间，大约有5000名犹太儿童被迫在医院接受了“安乐死”。（P188）
　　更为恐怖的是，“病人”的概念范围逐渐扩大，所有多余人口（Undesired People）都变成了纳粹医生所要医治的“病人”，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共产主义者和战俘，甚至包括穷人。（P162-163）犹太人不仅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病人”，而且其本身就被视作了一种“危险的病毒”。希特勒变成了德国“最伟大的医生”，因为他要医治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种族和国家。希特勒出台的“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即是要清除“犹太毒瘤”，让社会恢复健康。“安乐死”的扩大化在“大屠杀”中达到顶点。“安乐死”的处理方法被广泛运用于集中营,大批犹太人被送入了毒气室。纳粹医生认为毒气可以最快地让病人以最小的痛苦死去，可以说是最仁慈的“安乐死”处理手段。在众多的“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方案中，许多便是来自医生的提议。医生们在研究“犹太问题”的解决途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安乐死”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在纳粹统治期间，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很多德国公民尤其是残疾人和病人在“安乐死”的幌子下同样遭到了屠杀。其死亡总数约为4,000,000，而犹太人死亡总数约为6,000,000。这一点很容易受到忽略。
　　（2） “安乐死”运动本是种族内部的纯化运动，起初与犹太人问题关系不太。“安乐死”运动有一个逐步扩大化的过程：从婴儿到儿童再到成人，从极端病人到普通病人再到普通人，从少数犹太人到所有犹太人再到所有“多余之人”。最后发展到一种无法控制的局面，导致“安乐死”的滥用。
　　（3） 纳粹政府从上至下发起了整场运动，并成立了专门执行“安乐死”的中央机构，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但是政府从来没有强迫医生去执行“安乐死”，只是授予了医生执行“安乐死”的权利。因此纳粹医生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理解纳粹的“安乐死”运动？在何种语境下它可以变得合乎逻辑和可以理解？它有理论和现实的根据吗？纳粹为何支持“安乐死”？
　　其实，在纳粹兴起之前，“安乐死”已经是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19世纪晚期，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讨论如何杀死疯子以减轻社会负担。1912年，Dr.Namenyi在一次大会上提出通过“安乐死”手段清除“无用的白痴”（useless idiots）。1920年，Alfred Hoche医生和Rudolf Binding律师合著了一本《解脱和消灭无用之人》（Release and Destruction of Lives Not Worth Living），倡导仁慈地结束“不可治愈的病人”的生命。
理论上而言，纳粹医生所倡导的“安乐死”看起来并非毫无根据。进化论、优生学、遗传学、种族卫生学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拿来支持纳粹医生的“正当性”。
　　（1） 进化论。前面已经提到，消极的“安乐死”就是取消照顾，让病人自生自灭。在纳粹医生看来，按照进化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某些疾病，尤其是遗传性的疾病，是“自然”对“不适基因”进行“淘汰”的一种手段，而医生的介入则打乱了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妨碍了种族的进化。
　　（2） 优生学。根据优生学的观点，要对婴儿进行“挑选”，以最好地保存优良基因。因此，不仅要“自然选择”，而且还要进行“人工选择”。在这种理论下，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纳粹对婴儿进行大规模“淘汰”，对带有残疾或疾病的婴儿强制实施“安乐死”；另一方面纳粹则在大力提倡妇女多生育，甚至强制生育。生育四个孩子以上的妇女将获得国家颁发的十字勋章（The Honor Cross of German Motherhood），而二十岁仍未生育的女人将不被视为德国公民。在众多鼓励措施下，仅在1933-1935年之间，德国就多出生了290，000名婴儿。
　　（3） 遗传学。纳粹医生反对拉马克主义，是孟德尔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认为遗传占据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环境。由于很多疾病被证实具有遗传性，纳粹医生坚持认为应当阻止这种遗传，否则种族将可能面临极大的退化危险。对严重遗传病的患者进行“绝育”或“安乐死”，不仅关系到病人的福利，更关系到整个种族的福利。但是遗传性疾病概念非常广，比如同性恋、犯罪、贫穷等都被视作一种遗传性疾病。
　　（4） 种族卫生学。实际上，“安乐死”最大的理论支持是来自种族卫生学（Racial Hygiene）。阿尔非德 普洛兹（Alfred Ploetz，1860–1940）于1895年提出种族卫生学的基本思想，强调种族进化的重要性。在种族卫生学中，最担心的问题不是犹太人问题，而是对弱者的照顾(the care for the weak)。这部分弱者,尤其是残疾人、精神病人和遗传疾病患者，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本来应当被淘汰，然而社会给他们太多的照顾，使得他们幸存了下来，并繁殖了大量后代，而这些后代同样需要需要社会的支持才能活下去。并且由于他们通常生育众多子女，他们在社会的人口比例将越来越大，社会的负担将越来越重。如此恶行循环下去，当他们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时候，整个种族将面临退化乃至消亡的危险。（P19-20）调查数据表明，这部分人口的比例在德国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该问题由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种族卫生学得到了许多医生的支持。1905年，种族卫生学会(The Society for Racial Hygiene)建立，到1930年时，其分支学会已经有16处。
　　然而，“安乐死”运动的兴起不仅只是具有以上所述的思想土壤，更具有许多现实的原因。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战争危机的多重背景下，使得“安乐死”看起来显得十分“合情合理”。
　　（5） 经济危机。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变得更加稀缺。战后许多医院失去了政府的经济资助，面临巨大的困难。由于缺乏食物，连医生们都必须忍饥挨饿。这个时候还必须去照顾那些“无用之人”(useless eaters)，把食物分给他们，让医生们觉得简直荒谬至极。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尤其是带有肢体残疾或智力障碍的病人，被视为一种严重的社会负担。
　　（6） 社会危机。纳粹统治期间，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无力解决。通过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手段,可以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变成“医学问题”，从而转移社会矛盾。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一系列本该由政府通过行政或其他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医学问题或生物学问题，从而让医生们用手术刀（绝育）和注射剂（安乐死）来解决。
　　（7） 战争危机。自纳粹上台起，就一直在积极为战争做准备。纳粹政府为发动战争而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医疗保障，尤其是要有足够的病床以治疗受伤士兵。一战期间，当受伤的士兵被送往医院时，他们发现，医院的大部分病床都已经被占用了，而且是长期占用。由此滋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显然希特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发动战争，就要清空医院的病床。战争因素同样成为了执行“安乐死”的隐藏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陈述并非表示对“安乐死”运动的支持，而是为了通过寻求某种“合理性”，以理解其何以可能发生？然而这里只是对文本的一个粗略分析以及对该事件的一个简单解释。真实的情况显然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其中包含了各种理论的纷争：医学的、生物学的、遗传学的、哲学的、伦理学的；同时又受到了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战争的。对纳粹“安乐死”运动的研究，必须打破所谓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隔阂，用一种整体的观点来看待。这里可以借鉴席文先生所提倡的“文化整体”的概念，来分析整个事件的情况。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