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

“语言是唯一幸存之物。”

看俄罗斯电影《多甫拉托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

时间是1971年，列宁格勒的街头。

布罗茨基对多甫拉托夫说了这句话。

两位作家后来移民到美国，在异国他乡名声鹊起。

我们总是惊异于俄罗斯文学短短几百年创造的成就：“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俄国革命虽然破坏了这段进程，但文学的发展并未停滞。

答案很可能潜藏在布罗茨基说出的话中，“语言是唯一的幸存之物”

因此一切均已毁灭，“共同体”可以在语言上重建起来。

1984年纽约，谢尔盖·多甫拉托夫（左）与约瑟夫·布罗茨基(右)

不可能没有过危机，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实情。（我并不懂俄语）

仅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这条教规，已经剥削了大部分文学的创造力。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能在革命年代延续，也许是因为语言规则已由伟大的作家建立并完善。

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

他们的写作为俄语树立典范，从而能够滋养后来的创作者。

苏联时期的作家以此为后盾，抵抗语言的侵蚀。

少数的他们捍卫了俄语的尊严：曼德尔斯塔姆、别雷、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

曼德尔斯塔姆

反观中国，与俄罗斯何其相似的命运，但汉语却没能像俄语那般幸运。

汉语与俄语是不同的：白话文作为书写工具仅逾百年，汉语的精华在古文里。

俄语尚有一种传统来对抗剥蚀，白话文显得孤立无援。

民国时的现代作家没能创造白话文的传统：规则在生成中，却被无情腰斩。

鲁迅

及至后来的政治运动和翻译文学的泛滥，白话文面目全非，使用毫无章法。

现代汉语几乎失去与古文的联系，而与外文（主要是英文）越来越近。

于是，日常用语充斥进“翻译的腔调”，渐渐习以为常。

各位倘使不信，只需读下我写的这篇文章，

足够作为批判的靶子说明劣译有怎样不良的影响。

翻译研究

阅读思果先生的《翻译研究》，让我警醒。

书里列举的不地道翻译不正是我平时使用，却很少意识到问题的表达吗？

如果此时还不护卫起汉语的尊严，恐怕不会再有机会。

正是大家毫无意识的日常使用，现代汉语才逐渐败坏。

因此，电影中的那句话应该换成这样：

“在中国，语言也没能幸存。”哀哉。

“我很早就放弃了‘美’这个理念，艺术是美的，不追求美，没有人会创造艺术，但美不是终点，它是诱饵。”

“没有美，我们无法超越美，但席勒说过，所有发现美的人终将意识到，在美之后，是真。真是什么？你无法用理性来定义它，但你可以感受它。”

——切利比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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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宏观角度把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归类为俄国文学的话，加上高尔基，屠格涅夫，契诃夫，也算读过几本。n无论是沙俄，苏俄，苏联，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文学就像其国土一样“著作等身”。n文学巨擘也是层出不穷。n如果说托翁和陀翁一直是不敢触及的彼岸是因为其历史凝炼的恢宏，那诸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我们》，《生存与命运》则更是加持了历史悲剧的共鸣。n他们有没有“伤痕文学”一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的伤痕和他们太多像似，而且，我们的伤痕在经历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大有“旧伤未愈又要添新伤”的态势。

（本文首发「奇遇电影」）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主竞赛，有一部来自俄罗斯的传记片十分引人瞩目，来自三年前凭借《电子云层下》入围柏林主竞赛的导演小阿列克谢·日耳曼。这位关注和擅长政治性题材的导演，带来了一部涉及前苏联历史的新作《多甫拉托夫》，一个关于个人如何与时代对抗，如何维持尊严与理想的故事。

影片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存在”的问题，身为作家如果不能加入作家协会，便不能正式发表作品，也就意味着作家并不“存在”。

这样的悖谬在那个政治逐渐高压的时代普遍存在，而青年作家多甫拉托夫的悲剧也由此开始。渴望得到官方（甚至是梦里的勃列日涅夫本人）承认与写出心目中好文学的矛盾作为线索贯穿影片，短短四天的线性叙事里，导演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深陷自我认知矛盾与创作悖论的年轻苏联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电影开场不久，便以一场调度精湛的长镜头室内戏，不露痕迹地显示了导演功底。多甫拉托夫和他同样不得志的作家/艺术家同侪们聚会，长达五分钟流畅自如的一镜到底，为我们徐徐展现一副七十年代苏联地下文学图景。大家觥筹交错，高声谈论着文学与艺术，暖黄色调的运用更帮助渲染出令人陶醉的梦幻氛围，恍惚间让你以为身处20年代的巴黎蒙马特。

可这样的热闹与温暖也只能持续五分钟，屋外寒风肆虐而沉闷压抑的世界，才是他们日复一日必须忍受的真实生活。

下一个镜头，从聚会出来，多甫拉托夫和他的诗人朋友布罗茨基散步，谈论到作家流亡的问题，小有名望且已遭受多年打压的布罗茨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们只有一个祖国，不是吗？”

讽刺的是，影片临近尾声时打出字幕——“迫于当局压力，布罗茨基被迫离开了苏联”，这位当代最伟大的俄语诗人之一，最终客死他乡。这两个当年在雪夜里谈话的心高气傲的年轻人，终其一生以母语写作，恐怕从未想过自己会迎来这样的结局。

这让我想到在同一个时代苏联老大哥手下的“小弟”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两位著名作家遭遇了类似的命运——犹太裔作家伊凡·克里玛，以及我们更熟悉的米兰·昆德拉。

「布拉格之春」后，米兰·昆德拉大肆批评苏联行径，他的作品很快就被禁止在捷克出版。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后来成为法国公民，在那里享受能自由出版自己作品的权利。在远离故乡的同时，他也渐渐远离政治，拒绝将自己的小说视为“政治作品”，尽管我们都对《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和《生活在别处》的政治隐喻十分熟悉。而同为作家的伊凡·克里玛那时在伦敦，他回到国内并坚持留下来，之后整整二十年生活艰难，被迫当工人谋生。他拒绝了美国几所大学的教职邀请，但在苏联控制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又无法真正当个作家，所有作品被迫沦为“地下文学”。几十年后，克里玛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自己当年的决定——“对于作家而言，流放是一种致命的决定，因为你失去了和自己语言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和社会的联系。”

而选择坚守故乡和写作的多甫拉托夫，在1971年的那个冬天，发现熟悉的文学语言正在逐渐“陌生化”。报社总编要求他的文章要“正能量”，要出现“英雄和反派”，多甫拉托夫的回应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但这种选择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式英雄主义，在当权者眼里显然不合时宜。

多甫拉托夫日复一日做着荒诞的梦，可醒来比做梦还要糟糕。

同样看不到出版希望的青年作家，在杂志社割腕自杀；靠黑市贸易赚钱为生的好友，死在了无辜士兵的车轮下；他自己则因为写不出编辑要的那种文章被解雇，拒绝了“写烂诗”的要求，带着最后一丝自尊转身离开。只有在梦里，他才能够淡定地直面最高领袖勃列日涅夫，他才敢把手握“生杀大权”的泌尿科大夫骂个狗血淋头。就像在《1984》里，男主角温斯顿只有在写秘密日记的时候，才敢宣泄自己真实的情感，对周遭的一切提出质疑。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熬的冬天。

一群怀抱理想的文学青年和艺术家，出版的机会遥遥无期。最可怕的事情大概是“温水煮青蛙” ，日复一日地忍受失望，一点点磨蚀掉闪着激情的心灵。

四天的时间里，他们可以反抗，可以对酒当歌，在聚会上朗读诗作然后把自己灌醉，忘记明天将是新的却又毫无新意的一天。可是一个月呢？一年呢？往后更久更久的日子呢？

他们如何对抗数倍于他们本身的力量，继续过着孤独且不被认可的生活，并在这样的生活里保持创作的自觉？

好在，看似无望的生活里，导演日耳曼仍为我们埋了一线关于善良人性的伏笔，我想这才是他拍摄这部回溯故乡历史伤痛的影片最大的用意所在。

失意至极的多甫拉托夫，却有幸拥有一帮真心相交的朋友和家人。他身边的这些同样过不好自己人生的人，都发自内心地理解且支持他，也在尽最大努力帮助他。

影片末尾，多甫拉托夫蹲在地上，脸上是无奈的神情，“一切还是那么乏味，那么可怕，而且没有尽头”。想到小说可能永无出版机会，多甫拉托夫痛苦地皱起眉头，前妻列娜蹲下来轻柔地安慰他，“你没做错”。她温柔而固执地一遍遍重复，“我们会熬过去的”。

我记得一个镜头，多甫拉托夫抱着睡眼惺忪的女儿，告诉他的“战友”布罗茨基，“我从八岁起就决心当一个作家”。在文学失落的年代，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依然要坚持写作。

在不自由的时期，当我们被谎言所轰炸，每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本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并被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写作是为了战胜这种毁灭。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真诚在它手中泯灭。

——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

其他的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代的沉沦。

在杂志社工作的女孩子，因为杂志社把不用的投稿当废纸卖掉而气得偷偷抹眼泪；落魄的艺术家好友们，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就开始弹起吉他，开起派对。

另一场令我印象极深的戏，是多甫拉托夫前去采访一位工人诗人库兹涅佐夫，在昏暗的地下隧道里，他以一种极力维持着自尊的方式，谈起自己破灭的爱情，但随后的镜头却无关这位工人诗人，而是他的工友们挖出了二十五年前被炸死在这里的儿童们的尸骨。在全速下沉、人人自危的世界里，最普通的工人依然会为二战时被纳粹炸死的孩子们痛哭失声。这样闪光的人性，令我肃然起敬。

导演阿列克谢·日耳曼此番首次与《修女艾达》和《冷战》摄影指导卢卡斯·扎尔合作，为《多甫拉托夫》贡献了极具水准的视听语言。

缓慢游走的镜头常常贴近人物尤其是主角的脸，在脸部的特写里，我们凝视着多甫拉托夫面无表情的脸，而他凝视着面无表情的现实。浅景深特写镜头将多弗拉托夫与周遭的人群拉出距离，强烈的疏离感油然而生。绝大多数时间，多甫拉托夫就没好好听人说过话，无论是杂志社的编辑、上流社会手握权力的泌尿科医生，还是自己的前妻、暧昧不清的情人或分别多年的异性好友，他的脸上总是一副游离而无谓的神情，回应也总是寥寥数语甚至沉默，他只习惯在文字里表达强烈的情感和深邃的思考。

影片将七十年代苏联压抑、忧郁的氛围营造得相当成功，刻意调低对比度的画面像在苍白的现实上笼罩了一层柔雾，更让人看不清未来在何处。整部片子的色调都是泛白的，尤其是多甫拉托夫做的几个梦，几乎就是白茫茫一片，像是对当时“白色恐怖”的遥相呼应，每个人都被困在这片看得见摸不着的白色迷雾之中。长镜头造就的克制缓慢的影片节奏和大面积的白色色调的画面，恰到好处地烘托出权力对个人生活的钳制和几近窒息的环境，又不至于太过。

这样如迷雾般清冷忧郁的氛围，令人联想起以长镜头美学闻名的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的《鲸鱼马戏团》。 但比起压抑到令人喘不过气的《鲸鱼马戏团》，《多甫拉托夫》的“忧郁”气质被穿插其中的爵士乐和苏联文学笑话“消解”不少，“生命之轻”究竟不是不可承受。

只是，布罗茨基、昆德拉和克里玛都活着看到了庞大体制的坍塌和个人境遇的改变，一切都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只有多甫拉托夫，1990年在纽约去世，一年后苏联解体，在那之后不久，俄罗斯官方正式认可了他的作家身份和文学价值，并冠以“伟大”二字纪念。但他没等到这些。多甫拉托夫好像永远还是那个忧郁的、在列宁格勒大街上游荡的年轻人，手里紧紧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自尊，脆弱，易怒，天真，才华横溢，还有点醉醺醺的。

影片以一个富有诗意而不失幽默的俯视镜头结尾——多甫拉托夫爬上车顶坐着， 比路面上任何人坐得都高，小汽车缓缓驶过雪地，他向四周张望。在那一瞬间，他仿佛是一位得到万众爱戴的明星，是自己文学国度里的国王。

“文学的失意者”

提前十分钟赶去看早场公映，排队等待空前漫长。由于票已售罄，身旁有好些焦急又失落的爷爷奶奶。偌大放映厅上下两层座无虚席，当灯光暗下片名显现，全场肃静，像迎接一场期待已久的仪式。

谢尔盖·多甫拉托夫于中国读者或许是全然陌生的名字，对于20世纪俄罗斯文学却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在西方，他是堪与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齐名的俄语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有十篇短篇小说刊载于知名杂志《纽约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土终于在官方意义上正视他的创作，在追忆时冠以“伟大”二字，称其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标杆。

然而所有这些身后的盛赞与功名对于多甫拉托夫本人而言几乎毫无意义，像某种迟到的平反，伤害和死亡皆成定局，更多只是给存活者一些宽慰。作家本人始终视自己为文学的失意者：“生命短暂，人本孤独。只希望这一切已经足够苦闷，让我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1941年，多甫拉托夫生于一个戏剧之家，由于战时疏散而在乌法内务人民委员部公职人员住宅内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三年，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定居于鲁宾斯坦街23号。1959年他被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语文系芬兰语专业录取，那时便与约瑟夫·布罗茨基等诗人、艺术家相识，两年半后因为成绩不佳而被开除学籍。他在劳改营警卫处供职三年后重回列宁格勒时，布罗茨基说他就像从克里米亚归来的托尔斯泰，带回大量创作手稿和不可名状的惊愕目光。这次，他考取了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新闻工作也成为了他余生主要的生计来源，尽管他始终说：“我对事实不感兴趣，经常颠三倒四，谎话连篇，做事不精细，人也缺乏活力，简单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工作者。”另一方面，他毕生写作，但不确定自己是否算是作家，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的人：“作家的创作涉及到更严肃的问题，他们所写的是人们为了什么而生活以及应该如何生活。而讲述者写的则是人们现实生活的样貌。”

“节日将至，一切如旧”

电影截取了多甫拉托夫生命中极小的片段，聚焦于1971年11月7日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前的一周。对作家母亲两次提到节日的话印象很深，一次是说快过节了，却没有什么愉快的氛围；另一次大概是说又要过节了，可生活还是以前的老样子。话语里没有特别的情绪，听了却让人唏嘘。

如今这个纪念日已经被11月4日的民族统一日取代，是大家新年前最后一个可期待的假期。早在作家诞生那年的11月7日，军队在红场阅兵结束后冒着风雪，径直奔赴伟大卫国战争前线。更早的时候，多甫拉托夫所敬重的作家普拉东诺夫笔下索求真理的沃谢夫在三十岁生日那天，由于上班时间沉溺思想走神怠工而被赖以为生的小机械厂解雇，说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在苟且偷安没有一点觉悟，说我们的信念都被某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挖走并据为己有。而三十岁的多甫拉托夫正因为拒绝苟且偷安而彷徨、消极、沉溺酒精，陷于困顿无望的境地。

从手法上看，导演所善用的长镜头、浅景深，以及对话与场景音强弱叠加的音响效果极好地表现了那种缓慢、隔阂和疏离。无论置身于聚会或流连于人群，主人公总像在漂浮着，连与人谈话时也常是游移的神态，耳朵在近旁，思想不知在何处。一方面，观众如我屡次在内心呼喊“能不能静止下来好好听人说话”，另一方面，这或许正是作家个人特质的表达，是一种无可奈何居于局外的焦灼心境，像电影开篇的画外音所说：在苏联，如果你的作品无法发表，你就无法进入作家协会，那么你就不存在，根本没有你这个人。这种荒谬对于20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而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信念的绝对笃定与生存的极度困窘，伴随了许多作家漫长或短暂的一生。

“孩子们不愿说俄语，而我不愿说英语”

电影最后用字幕简要呈现了布罗茨基与多甫拉托夫二人之后的生活动向。1976年，多甫拉托夫被苏联记者协会除名，1978年由于当局迫害，离开苏联远赴纽约，并担任《新美国人》周报的主编。这份周报在美国俄侨界变得颇受欢迎，而多甫拉托夫也在80年代中期达到其创作成就的高峰，作品多次在《党派评论》与《纽约客》等杂志发表。那时的美国对他来说是自由写作的唯一出路，但他从一开始就表示，不会涉及关于美国的题材，也不会用英语写作。他认为俄罗斯侨民作家总是极少触及外国主题的，哪怕是纳博科夫笔下的俄罗斯人物也总是更鲜活，而外国人物常倾向于程式化。

1990年8月24日，多甫拉托夫因心脏疾病在纽约去世，葬于当地的犹太墓地。这位毕生以俄语写作的俄罗斯作家，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或许也只差一点。但他的文字回来了，像与他惺惺相惜的好友布罗茨基所坚信的那样，文字超越死亡，得以永生。

1985年，布罗茨基与多甫拉托夫在纽约一家中国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