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渡边文雄,小山明子,阿部哲夫 主演的电影《少年》来自哪个地区?
爱奇艺网友:电影《少年》来自于日本地区。
2、《少年》是什么时候上映/什么时候开播的?
本片于1969年在日本上映,《少年》上映后赢得众多观众的喜爱,网友总评分高达2260分,《少年》具体上映细节以及票房可以去百度百科查一查。
3、电影《少年》值得观看吗?
《少年》总评分2260。月点击量227次,是值得一看的剧情片。
4、《少年》都有哪些演员,什么时候上映的?
答:《少年》是1969-07-26上映的剧情片,由影星渡边文雄,小山明子,阿部哲夫主演。由导演大岛渚携幕后团队制作。
5、《少年》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答:剧情片电影《少年》是著名演员渡边文 代表作,《少年》免费完整版1969年在日本隆重上映,希望你能喜欢少年电影,少年剧情:有些父母,故意让小孩制造车祸,来敲诈驾驶人金钱这是一度轰动日本的新闻事件。大岛渚将这新闻事件搬上银幕,进一步探讨新闻幕后故事。少年的父亲是战争中受伤的残疾退伍军人,继母曾当过吧女,这个家庭是日本战后社会的缩影。在犯罪现场,父亲制定出方案,站在远方观望,母亲和少年在街头漫步,寻找目标。
观《少年》后有感
大岛渚对社会现状的思考非常的深刻。这个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少年》,如果只是单单看这件事情本身,我们可能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绪,因为当时战后的日本一片混乱,各种失业,流浪,饿死,病死,贫富两极分化都很常见,人们已经麻木,已经很难单从看见事件而产生或悲悯或愤怒的情感。而大岛渚,从一个孩子的视觉,详细的描写了一个孩子怎样在父母的压迫下,怂恿下,做起碰瓷这件事情。怎样从害怕,到适应,到坚强,再到麻木到内疚。让观者心中涌起千万的情绪,深深的被这个10岁的少年打动,为他身处的环境愤怒。
整部片子大岛渚用了很多带有意象的道具。比如少年的帽子的颜色变换。比如不断出现的染黑的日本国旗。
下面我将细致的分析一下整部片子中极其重要的一场戏,这场戏是这部影片的重点,是点睛之笔,大岛渚通过这场戏揭示了整部影片想要表达的核心。
片中的一家人到了北海道之后,有一天少年被自己的父亲叫回屋中。“小子,过来,过来我这里。”少年面带略微恐惧的深情拉开门进入房中。这场戏拍摄时画面颜色并没有体现出物体本来的颜色,而是用单一的发黄的黑白灰来表现,这给后面即将出现的黑色日本国旗做了条件,并且大岛渚利用这个颜色将此场戏与片中其他部分做了区分,因为这是一场双关意义极强的戏。镜头跟着少年移动,少年跪坐在他父亲的面前。他的父亲裸露着上半身,端正的盘腿坐着,脸上是严肃而凶恶的深情。这里父亲这个角色在片中有许多含义。当时天皇统治下的日本,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加上战争带来的伤害,民不聊生。而这个父亲,作为家庭单位里面的带领着,也同时象征着日本天皇。而这个家庭即是天皇统治下的老百姓们的缩影。父亲光着上身端坐着的姿势,那并不是普通百姓会用的坐姿,是一种体现了日本武士道的军事化坐姿。少年做好后父亲说“我们要发起战争了,身上的,心上的武器都要用上。”说到这里,父亲做了一个动作,伸着食指的手用力的从少年面前快速伸出。父亲所有的语言和动作,都透露着很浓的战争中的军事化特征。大岛渚在这里这样描写父亲,除了父亲这个角色代表的多面性,还有就是,父亲也是日本普通百姓的一员,还有千千万万的百姓都像这位父亲一样深受日本战争时政府军事化的管理的影响。“用心工作,听到了没有,不然就这样死去。”这种透露着浓重武士道精神的话,表现了当时日本人民生活在一种何种充满压迫的环境中。此片中,维持一家人生计的主要是这个少年,一个小小的少年冒着被撞的危险去碰瓷,而这位父亲只等着母亲和少年归来后享受他们用生命安危换来的成果,而此时父亲却用那种军事化的强调不断的继续压迫少年,让他抛弃良知更加为他自己卖命。这一点上,父亲的作为完全与日本天皇的作为重合。当时的日本在天皇的高压统治下,天皇对人民过度剥削和施压,但是同时上流生活的人们却享受尽荣华富贵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利用他们那一套军事化体系的语言去麻痹普通老百姓的感知,进行思想上的洗脑,让他们麻木,让他们不懂得反抗只懂得遵从。而日本百姓则像这个少年,在强制压迫的管理下无力反抗,有迷惑,有恐惧但只得顺从。
在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下,少年拿出了因为他们而意外死亡的小女孩的一只靴子对父亲说,“我知道她死了,在那场事故中,这是我的错。”少年的良知让他第一次微弱的反抗了这个集权的父亲。而然后他要面对的毋庸置疑是父亲的勃然大怒。父亲将鞋子扔掉,气愤的要打他,并用了在日语中极其严重的辱骂的词语“混账”怒骂少年。少年的母亲终于改变了之前那么久的对父亲过分行为的忍耐,扑向了父亲与他搏斗,让他放了孩子。母亲喊着“你这样你还是人父吗!每种的家伙,小孩子不顾自己去碰车,你呢?”其实这句话也是大岛渚替日本普通老百姓向日本天皇喊出的。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用那样高压强迫残忍的手段统治国民,不顾人民的死活,还是“人父”吗?!
这一幕大岛渚特意在房间中摆放了一些日本军人的骨灰盒还有一面国旗。之前上面说过了,这一场戏是用偏色的黑白灰来呈现的,所以日本国旗在这里是黑色的。代表这日本天皇黑暗的统治下,所有后果的承担者都是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上流人们的生活都是用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换来的。大岛渚在这里的道具摆放,意象的使用,极有力度的揭露了天皇对日本人民的伤害,揭露了天皇的残忍,揭露了人民的生命在这种统治下的卑贱。
之后,房间的管理员闻声打断了这场闹剧。画面的颜色逐渐恢复了正常。日本国旗的黑色褪去。电影开始正常直白的叙述。
此场戏后男孩坐在雪地中也是很重要的一场戏,小男孩将死去的小女孩的靴子放在堆砌的雪人上面,那个雪人代表着内心有着深深罪恶感和良知的少年自己。在那段充满愿望的自说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力反抗的少年的内心的愿望。
影片最后,少年终于向警方说出,“我们去过北海道。”承认了一切罪行。
愿所有受过伤害的人们,那些当时无力反抗的人们,如果他们有幸开始新的生活,希望他们的心中伤不要伴随他们一生。
相比大岛渚其他的电影,拍于1969年的《少年》,是个小制作,也和情色无关。这部电影的经费当时有点窘迫,而外景拍摄需要从四国至北海道纵贯整个日本,但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小电影的简单力量爆发了出来。王小帅拍《冬春的日子》时,也是这么个情形,因经费紧张而制约的镜头的粗陋,反而激发了电影的质感。陈果对《少年》推崇备至,坦诚“受其影响最大”,他的《香港制造》遭遇过相同的拍摄经历。
《少年》是个社会剧,但实质又不仅仅如此。它的灵感来自日本的一则社会新闻:一对夫妇指使自己的孩子故意撞车然后讹诈治疗费,以此为生。他们从日本南部旅行到北部,途中一直进行着这类犯罪活动,直到最后被警察抓获。这种事,说实话,现在中国的城里人都不稀奇了。看到街头那些残肢乞讨的人,市民们往往既可怜又可憎,最后是熟视无睹,像绕开路旁的拉圾箱一样绕开他们。但大岛渚用意显然不在揭露社会问题,而把镜头对准了一个七八岁孩子面临这种反常时内心的世界。
夜里,在某乡村广场的忠魂碑前,一个少年在自言自语地玩耍,而且还含着眼泪,哭得真像。少年常常练习哭,当需要哭时就能自然地流出泪来。第二天,撞车的把戏开始了。父亲在远方观望,母亲和少年在街上漫步寻找猎物。首先由母亲自己撞车给少年看。母亲受了些轻伤却大惊小怪,要求与驾驶员一起去医院,接受医生的诊断。此时父亲赶来,威胁驾驶员从而弄到医疗费。但小孩撞车显然更容易诈到钱,于是下次就轮到少年撞车了。
少年的父亲有犯罪前科,母亲是后妈。父亲是个自私的家伙,一心想靠这种勾当为生,母亲最担心的却是被丈夫抛弃,其次是害怕少年跟随父亲背叛自己,因而常常歇斯底里;对少年卷入犯罪她心里又多少有点内疚。少年虽然不言不语,却很敏感,感觉到了这一切,他想维持家庭的团结,想维护自己四五岁的弟弟,因而决心做出自我牺牲。
开始受点轻伤,假装疼痛流泪的少年,不久随着多次撞车,伤势加重,当医生触摸时,真的感到有些阵阵疼痛。少年很容易就能说出病处,但他没把这种疼痛流露脸上。他似乎是心甘情愿的。有次实在受不了,他想跑掉,坐火车走,但是他偷偷攒的零钱不够车票,没走成。在这之后他一点也不闹,也不耍脾气。
途中经过某城市,母亲瞒着丈夫偷偷去一家医院堕胎。她对少年说我两小时后就回来,他可以自由活动。少年于是站在医院的一座桥上呆呆地等着。过了不多久,母亲勃然变色地跑来大声喊道:你监视我,想告诉你父亲!?说完举手就打。受到毒打的少年不反抗也不感到委屈,只是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是监视母亲。比起自己的委屈,少年似乎更感到母亲的不幸。
一家离开四国前往关西、北陆,在北陆撞上了一个固执的驾驶员的车,结果引来了警察。如果发现有前科就麻烦了,于是父亲决定今后两地分居,暂停活动。但一段时间后母亲感到不安,难以忍受这种分居生活,于是亲自撞车讹诈以向自己丈夫示威,少年也跟着母亲,起来反抗。父亲进行了劝解,一家又言归于好,然后坐飞机去了北海道。
他们来到下着鹅毛大雪的北海道最北端的海角,在那里继续流浪,好不容易到了札幌。此时母亲已不满于父亲的自私了,在街的尽头没有人行道的雪路上和他争吵起来。就在这时一辆汽车驶来,想要躲开他们,只见方向盘一转,车撞到了树上,驾驶员和同坐的少女死了。父亲母亲撒腿就跑,但少年却失神地一直注视着车里少女死不瞑目的眼睛,她红色的靴子静静散落在雪地上。
虽说这是偶然事故,但少年对少女之死深感有责。然而回到住处一看,父母对少女之死似乎毫无责任的样子,尤其是父亲,对妻子和儿子不听从他无比愤怒。在父母的争吵扭打中,少年绝望了,走出住所,想要自杀。他在雪路上走着,这时还不太会说话的年幼弟弟一边叫着“哥哥,哥哥”一边向他跑来。少年跟弟弟说自己想要自杀,让他赶紧回去,但弟弟就是不走。于是少年带着弟弟去了原野,在那里做雪人,和弟弟两人坐在雪人前,想成为“来自安德洛墨达星云的宇宙人”那样具有正义感的少年,并痛切地说:自己为什么只是个窝囊废呢?在鹅毛大雪中,少年神色说不出的悲伤。
全家回到大阪,在那里借住了一间小屋,就在这时一家都被警察逮捕了。少年在审讯过程中始终不认为自己是犯罪,最后被警察乘火车押送回去。车窗外,北海道已然是春天了,大海蓝蓝的,天空有飞机飞过的痕迹。押送的警察问木然的少年,“喜欢大海吗?飞机呢?很漂亮吧。”少年望着窗外,眼前却是漫天的风雪,那个巨大的雪人,和睁着眼睛、发际渗出鲜血的少女,死不瞑目的眼睛,雪地上的红色靴子在脑海里刹然而过——他的眼泪缓缓流了下来。
“再见了,北海道。”
再见了,我的童年……
慨然担当的少年该如何面对不负责任的社会呢?这个,电影中并没有回答。但是,北海道的眼睛,无辜的死亡在少年心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因而成了他唯一的心灵的种子,伴随少年悲壮地步向成人时代。
北海道这段,公认是日本电影中最美的,也是充满着深切悲哀之感的部分。我是在湖大“小雨点”偶尔看到《少年》的,那还是录像厅的时代。偶然的遭遇,更令人难以忘怀,就如同一个无辜的少年偶然导致了一个无辜少女的死一样。在北海道的冰天雪地中,死亡像莲花一样盛开,夺目的悲哀,深深唤醒了少年即将沉睡过去的心灵,一点根性。少女以死亡的难以忘怀的方式确保了少年的新生;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一种开始。
这越发使我相信,人的问题最终只能以人的方式来解决。佛为什么要以身舍鹰?佛为什么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一种启示。是一种领悟。是一个待后人拣拾的漂流瓶。它没有必然的过程,也没有逻辑可循,理性也最终无法把握。电影中的少年被启示了,他必将带着这个启示走完一生。而太多的人,却需要被记忆唤醒。而社会方案、制度建设之类的,本质而言,始终是无法触及到这一点的。
而童年真能拯救我们的成年吗?老实说,我很悲观。我只能说每个人都处在被期待之中。临终的眼在望着我们……
大阪,车水马龙的街头,少年微垂着头,漫无目的地游荡,偶尔抬头环顾一下过往的车辆。阳光刺目。周围是城市喧闹而冷漠的嚣声。
郊外的公路笔直地从远方延展过来,夕阳给废弃的建筑涂上一层浓重的金黄,镜头的深处不时有车驶来,在这归家的时辰,都心急火燎般飞驰而过,转瞬即逝。少年有些寂寞,在废墟的旁边一个人喊着“石头剪子布”,跟自己玩起了游戏。
夜幕降临,草地上虫鸣一片,更衬出秋夜的寂静。少年蹲在半人高的草丛里,仔细端详手中的一只虫子,蓦地,脸上流下两行清泪。
循着市井的嘈杂,少年来到城里的夜市排档,在一个热气腾腾的面摊边,父母抱着年幼的弟弟正在吃宵夜,抬头看看他。父亲说:“再来一碗。”母亲说:“来两碗。”
这是大岛渚的电影《少年》的开头。一个少年的无所事事,无人为伴,可能还多愁善感,和他有些冷漠的、不经心的父母。在战后的日本,也许,这是许多少年的生活,没什么特别,尽管孤单,可是仍有自己的游戏,自己神秘的废墟,只属于自己的秘密。我们中的一些人,不也是这么寂寞地长大的吗。可是接下来我知道了,他和我们并不一样,这场废墟边一个人的游戏,竟是他少年时代唯一的一次;而马路边的游荡和等待,却是这个早熟少年的一份“工作”。
和大岛渚的许多电影一样,这部1969年的作品仍然取材于当时发生在日本的真实事件。少年和父母都被略去了姓名,在父母的口中,他被叫做“小子”。父亲有三次前科,生意失败,于是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方法,每天让少年和母亲去街头等着,寻机被经过的车辆“撞伤”,然后由他出面勒索司机。有时候是少年一个人,这样寂寞地在路边期待着受伤的机会。
今天的我们,对日本人60年代这个骗钱的把戏早已不陌生了,甚至已经习惯了比这更高明更有煽动性的手段,各种苦情的故事、肢体的残障,都已经不能激起我们出于本性的同情。可当大岛渚用镜头一层一层揭去欺骗的表象,让我观看甚至参与这个少年身体和心灵的受伤时,我感到了无比强烈的震憾,灵魂和少年一起一步步走向绝望。
渐渐地,母亲不再亲自做了,虽然是演戏,可是毕竟是有危险的,偶尔的受伤是免不了的,这份最重要的工作开始由少年一个人来完成,父亲只是不断地收钱,享受,在妻子和儿子面前表功,证明这是个多么天才的主意。少年仅有的亲情来自母亲,给他买一块他最想要的有日历的手表,有时候会在丈夫逼他“工作”的时候为他说话,与丈夫对骂几句。可是遇人不淑,她又能怎样呢?更多的时候,她还要亲自带着儿子出门,提心吊胆地看着儿子撞车,伤心欲绝地骂丈夫和儿子的不争气。我只看见少年的脸越来越安静,面无表情,目光越来越茫然,逐渐地透出一股刺入肺腑的阴鸷和狠来。
镜头追随着他们在日本海沿岸的欺骗生涯,少年对这一套把戏的程序谙熟于心,在父母无休无止地争吵时,他甚至会主动地去为全家完成他的“工作”。而他身上的新创旧痕使他再也无须事先做出伤疤来假装了。大岛渚让少年第一次面对着我们:“我由于伤口疼得太厉害,已不用再说谎话欺骗医生了,被摸到痛的地方,一般的孩子都会说的。”我的心猛地发紧——可是,你早已不是“一般”的孩子了啊,他们身上调皮游戏的伤你没有,父母恨铁不成钢拧出来的伤你没有,有的只是冷酷的现实印在一个13岁的少年臂上、腿上、胸腹上和看不见的灵魂深处深深的青痕和血斑。大岛渚在这之前几年曾用镜头表现残酷的青春,少年的人生只让我想到“惨烈”。
终于,他们的一次行骗被人揭穿了,一家人开始亡命之旅,在旅途中继续做着骗人的营生。旅行的终点是北海道。在积雪覆盖的山路上,父母又一次因为让他“工作”吵起来,少年仍像每次争吵时一样,站在母亲一边。父亲一把扯下他腕上的手表摔在雪地上:“你就是这样笼络小子?”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父亲!
无人理会的弟弟去捡路中间的手表,一辆急驶而来的汽车为避开他轰然撞到了山崖上。父母抱起弟弟落荒而逃。少年走近汽车,车里的少女头倚着窗,大大的眼睛望着他,死了,她红色的靴子散落在雪地上。
回到寄居的旅馆,父亲歇斯底里地发作了,裸露着上身,训斥少年如果不用心“工作”就去切腹,这是他的责任,全家的期待。少年静静地跪着,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死而后已。”
父母又打了起来。少年默默地走出旅馆。北海道的天阴沉着脸,漫天的飞雪悄无声息,逼仄的街道在积雪的重压下像医院里死寂的走廊。拿回来的红靴子在门前的雪地里静静地躺着,快要被雪埋住了。少年定定地立着:“我死后的遗物。”他拿起靴子,“再见,爸爸。再见,妈妈。”然后走向远方无边无际的雪野。我的心悬了起来,预感的那一刻终于来了。这个时候奢谈慈悲和生命的价值是那么苍白无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茫茫白雪,你就收了这孩子吧,一个少年能承受多少、能隐忍多久呢?
被野兽般的父母吓哭的弟弟跟了出来,少年赶不走他。这个被世界遗弃的孩子却还知道眷顾弟弟,弟弟留住了他。他为弟弟堆了一个大雪人,告诉弟弟,那是一个正义的宇宙人,为消灭地球上的坏人而来,怪兽、鬼和汽车都撞不坏它。可是呀,这个宇宙人也要有人帮助,也要受父亲和母亲的控制。他也想成为这样的人,虽然平凡,却要死得好看。少年和弟弟坐在雪地上,像任何人家两个幸福的孩子一样,讲着他的梦想,享受上苍赐予每个孩子的一样的雪天。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让我全身为之战栗的长镜头,少年突然冲向雪人,挥臂掀去了它的尖顶,又狂舞着双臂试图推倒它。巨大的雪人可怕地沉默着,少年用脚,用身体,用全身的每一块肌肉、每一分力量,用年轻的生命,和他想成为的另一个努力地搏斗、撕扯、挣扎……所有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雪从广袤的天空簌簌而下,无边的雪野,彤云密布的天空,镜头纹丝不动,远远地望着着雪地上这个黑衣的少年。
我整个人一下子散了架一般,无法言语,无力思考,似乎一根针深深地刺入我心里,然后看着血渗出来,越洇越大,弥漫了雪地。就像第一次看《悲情城市》,宽美和文清知道了宽荣的死讯,却静静地,哽咽,说不出一句话。为什么悲悯来时,大师们总是要这么静静地,远远地,残忍地,只让我们看着,喉头发热,却不能发一言?这需要多么坚强的心灵来支撑?我是注定拍不了这样的电影的。
最后,一家人终被警方所获,坐火车押送回大阪。车窗外已是北海道的春天,繁花如血,大海碧蓝,天空明朗,有飞机飞过划出优美的雪线。押送的中年人转头问少年:“喜欢大海吗?飞机呢?很漂亮吧。”少年望着窗外,眼前却是漫天的风雪,那个巨大的雪人,和睁着眼睛、发际渗出鲜血的少女,他的眼泪慢慢流出来。“再见了,北海道。”
剧终的这一刹那,一个多小时观看的过程积蓄的绝望和心痛忽然消失了,周围全是空无之物,无处着力,心仿佛也空了,眼泪终于涌出来。我知道,这个13岁的孩子在和自己的少年告别。少年死了。以后,我们将看见一个什么样的长大的少年?
题记:
少年是国家的将来,少年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而作为电影人记录和辨识就是责任,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冠以新浪潮的电影时期他们的电影人所做的大多是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反思,这是文化的需要。
――――卡夫卡·陆(KavkaLu)
[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6/2/15/10/kavkalu,20060215191742.jpg[/img]
这活,《人证》里有过,在北京话里叫碰瓷,它是一种危险性很大的“职业”,它是经济不平衡时代的必然产物。
孩子沐浴在阳光下这是诗人美好的愿望,真实的人间多少的孩子在大人的暴力和利诱下从事色情、卖艺、乞讨、偷盗和碰瓷的行当,在曾经最大的远东城市上海有多少半大的孩子在街上行乞和偷盗,他们曾经有着父母?他们在哪里?而国家对于儿童、少年的保护又在哪里?从异域大岛诸的《少年》里,我们自己寻访答案吧。
大岛诸的电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那面黑太阳的旗子已经表达了他的国家观,而他们一家在街上的碰瓷场面里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国家象征的膏药旗飞扬。
这是一个少年的自己无法摆脱的境遇,在父母的利诱下走上不归。阿部哲夫饰演的碰瓷少年话语不多,可脸上总是布着愁容,命运让这个小孩异常的成熟,他在这样的生活里只能选择承担。
黄帽子是日本学校规定一年级小学生必须戴的,这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交通安全,所以,孩子的帽子在本片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帽子成为少年内心渴望安全、平安的心理外延,当帽子被人掷于地下时,少年去水管洗刷的场景说明了他渴望得到的保护。这个细节让本片碰瓷更加有悲剧性。帽子被做母亲的再次扔掉并被汽车碾压的镜头似乎已经说明了少年的境遇。母亲只是让他当碰瓷工具,而作为保护象征的帽子已经成为污浊里的过去。
他们辗转各地为了躲避视线,他们行走在犯罪的边缘,所以父亲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可以理解,而艺妓羡慕他们一家的话语使观众产生反思和对于社会状态的审视。
这样“谋生”,这样的父母,这样无可测算的未来。影片是少年对于自己生活的片断组成的,这些片断是真实和幻觉的交织,影片在极其阴郁的格局里也有着一抹亮色,母亲和儿子荡秋千的场景表达着他们渴望的生活,可窘迫的存在让他们不得不在歧路上走下去,而在这个过程里父亲的因素占据了极大部分。
日本电影对于父辈的谴责其实有着战败造成的心理阴影(父辈和天皇在镜像寓意里是一致的),于是,他们的孩子就成为了野种,在弱肉强食的事态里为了活着,只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表象的世界后面永远会有经历者的苦痛,这是纸糊的尘世所不愿顾及的。(我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宣称中国储蓄又增加了多少,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近十年以来劳工工资几乎没有上升,而作为对应参照的房价和学费已经令人咋舌,他们正在成为潜在的忧患),《少年》其实是对于制度本身的抨击,在一个缺乏爱的少年世界里对于存在进行批判。细心的观众可以注意到大岛诸在父亲教子的场景里背后是日本士兵的骨灰盒和国旗,这个意象化的场面和父亲教育儿子努力碰瓷形成强力的对应,他将个体的父子关系和天皇和臣子(赴死的军人)进行比对,从而加深了对于日本社会关系和国家目的的剖析,父权可以为了利益去让后代处在生死之间,作为日本新浪潮的重要导演在这部作品里加入的是他对于存在的义愤和对于少年(国家未来)的担心,前联邦德国的电影史学家格雷戈尔在他的《世界电影史》里对于本片的认知是非常局限的,文化的象征对于不同种群的人民而言真的太难理解。
而之后的场面是儿子在雪地里看到一只遗落的红靴说的话语,这是一个身处在绝望里的孩子,他甚至已经为自己预设了一个葬礼,在北海道的雪地里他和小弟弟的身影显得那么孤独,导演让惨白大雪加深了孩子的无助,再见,爸爸;再见,妈妈,这样辛酸的话语出自一个孩童为自己的举行的葬礼中。
孩子非常渴望安全,他在海边呼唤奶奶的绝望应和着波涛,在当代电影里,自从安托万在海边回眸一刻海就成为了青少年绝望的象征,从单色的海到彩色的夜海,少年依然没有归途。
他的小弟弟也有着强烈的指代,他成为了承上启下的坐标,在小弟弟的呼唤里他会有更多的想法。孩子的呼唤只有茫茫雪原听见,而他的小弟弟又将是怎样的结局。
在场景的选择上 大岛诸利用了体育场、海、雪造成了一种疏离感,而那个孩子捶打雪堆的举动,让观众担忧他的未来,而那个小弟弟将来又将如何,从小处讲,这是一个家庭不幸,可是,它同样是象征国家的,当孩子被迫从事他们不愿从事的事情,甚至已经麻木其中的时候,成人世界的责任又是什么?
【附录:影片资料】
《少年》1969日本
导演:大岛诸
编剧:田村孟
音乐:林光
主演:渡边文雄、小山明子、阿部哲夫
片长:97分钟
个人评价:艺术性7,欣赏性5(不可忽视人性恶作品)
2006年2月15日 星期三 下午19时20分 雨中云间 寒鸦精舍
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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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en
《少年》看上去是一部平淡的犯罪片,讲述一个重组家庭靠碰瓷为生的故事。
但其实是一部反战、反军国主义、反父权的电影,且以最大限度承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事实。
重组家庭全国各地犯罪,对应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片中也明确提到了中国。
男孩父亲说他一只胳膊因打仗受伤废掉了,变成了残疾人,诡辩说自己应该得到尊重,安慰。男孩母亲大声喊到:你当时就应该死在那里。男孩的混混父亲和抛弃原本家庭的继母组成了一个靠碰瓷为生的怪异家庭,很明显就是暗示当时日本病态的国家,最后一对无辜的父女因他们的争吵而死,男孩仿佛明白了什么。
男孩父亲第二次诡辩:
“战争时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你所做的只不过是冲向一辆车,然后尖叫(植入思想)……就当我不是你父亲好了。你不知道战争是怎样的,对吧。上一秒你还在大便,下一秒你的头就被炸爆了。我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时刻,不是见过而已,而是感觉死去的那人是自己!然后你过来跟我说我不好……”(这段男孩父亲的诡辩和国内某位导演拍了一部电影说侵略者也很可怜,真是一模一样)
男孩只是拿着现场留下的雨靴作为证据,说:死了,她死了。
有个细节,警察来抓他父亲时,他让父亲逃。对应之前他情感上已经有所体验,感觉出他们做了错误的事,但习惯性让父亲逃,说明行为和思想上仍被父亲影响。
在这之前,影片非常正式、官方性质地阐述其父母犯罪行为,如此正式、官方,正是对应了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而男孩一开始面对警察的审讯,嘴硬不承认,只说另一个戴帽子的自己是外星人,表示了他内心有正义的一面,对应之前大雪中对弟弟说:……可是我不行,我只是个普通的男孩,甚至不知道正确的死法。这么说是因为他父亲没死,他没有一个可以效仿的对象,而他所向往的无父无母的外星人,会有一个新的外星人可以传递价值观。这些奇怪的台词都在表达,已经受到影响的他必须要反传统,反军国主义,反父权。起身大喊:你这个笨蛋!白痴!表达了男孩内心斗争时宣泄的愤怒。
男孩:你为什么这么做?没有人叫你这么做。(缺爱之人被关心后的警觉)
医生:警察叫我这么做的。如果受伤了,我们努力治好你。(警察代表正义,医生代表思想)
男孩:我没受伤。(极力否认,是不想别人认为他和父亲的伤是同一性质)
医生:也许吧,但如果它再恶化,可能得截掉你的手臂。(对应他父亲战争中受伤的一只胳膊)
男孩:有必要的话,来吧。(表达对军国主义、战争、父权的坚决反对)
影片最后男孩完全承认了他去过北海道的事实,脑中是小女孩的遗容,他留下了悔恨的眼泪。那么在这之前,无知的少年被迫走上犯罪或军国主义道路,是什么所致,电影显然已经给了足够多的暗示。
回到电影开头。
大岛渚生于1932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结束于1945年,期间他也是个少年。而少年二字,早已染上鲜血。他正视了自己,正视了这段历史。
在之后的《仪式》中更加直白:
大岛渚作为暴烈的左派,日本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因为反传统、反父权、反压抑、反日本天皇,反美,反军国主义,还批判日本共产党。不同阵营文化的电影史中,对其描述并不一致。
似乎除了不反人类,他什么都反。很多地方称他为“电影浪人”,确实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