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搬运一篇李濬益导演关于电影拍摄初衷、创作意图的采访翻译

出处：Gospel卞约汉中文站 原文链接

《兹山鱼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件，也没有刺激的冲突，只有深刻而美好的情感。该片讲述了丁若铨和其弟子昌大之间的故事，“越了解同行之人，我也会随之变得深刻。”这一行文字的刚好诠释了该片所讲述的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是一部深邃的剧情片。

“说实话，最近的电影总是充满紧张的状况和戏剧冲突，我们和最近商业电影潮流背道而驰，在同类电影泛滥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应该有一部这样认真讲故事的慢节奏电影?”正如李濬益导演所说，该片所追求的目标很可贵，也因此美好。

--对丁若铨所著的《兹山鱼谱》感兴趣的契机是什么?

李濬益：与被称为朝鲜后期最天才的丁若镛相比，他的哥哥丁若铨相对而言并不为人所知。因为在丁若镛流放生活中留下数百本书的时候，丁若铨只留下了《松政私议》和《兹山鱼谱》两本书，本来也是写过更多书的人会名留青史(笑)但是《兹山鱼谱》这本书真的十分奥妙，简单地说，就是流放地黑山岛周边的鱼和海洋生物的观察图鉴，但是在这本实用书籍中却完整地蕴含着丁若铨的哲学理念。在《边山》(2018)票房惨败后，对于当时徘徊不前的我来说，这本书就像是缘分降临。

--是想在《边山》之后再次回到史剧,还是认为应该回到真实故事的基础上。

李濬益：了解《兹山鱼谱》，决定拍成电影的过程也很奇妙。很久以前就有制作“东学”题材电影的热情，为了完整了解历史始末，从学术根基开始钻研，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了“西学”。因为首先存在“西学”，所以才有“东学”的概念，就这样开始学习了解“西学”，读到了1801年辛酉迫害时了解了丁若钟、丁若铨、丁若镛兄弟。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也就是说，通过《兹山鱼谱》，丁若铨得以窥见“西学”的要义。

--读了剧本，发现不仅台词很长，而且充满了哲学思维。

李濬益：梼杌金容沃老师负责翻译了英文字幕。以前《王的男人》也曾由他翻译。事实上，我们的英文字幕本来已经翻译好了，但如果没有同时学习莎士比亚和性理学的人，会有误译之嫌，所以梼杌金容沃老师主动要求自己来做。例如，电影中有一句台词“朱子（朱熹）的力量真大”，这句话该怎么翻译呢?如果不能以脉络说明性理学的价值和哲学，可能很难传达这句话的意义。剧本不过只是一个记号罢了，像《东柱》一样，将纸面的东西具象化正是电影的魅力。

--所以像《东柱》一样拍了黑白片。

李濬益：坦率地讲，要完整地展现这一时代背景，电影的预算并不宽裕，因为不想在成像效果上让步,所以减少预算的方法之一就是换成黑白画面。当然，如果不是符合《兹山鱼谱》的形象，我肯定不会尝试。黑白片也有一种别样的深度。《东柱》本来就是低成本片，所以画面质量有很多不足之处，但这次我敢说每幅画面都美轮美奂。拍摄地飞禽岛一带的风光自不必说，应用CG的场面也很多，很有韵味。丁若铨(薛景求 饰)和昌大(卞约汉 饰)师生共泛一舟漂浮在茫茫大海上，二人这样在一起的场景使用了相当多的CG，就像一幅幅水墨画。

--恍然看似静谧,实则蕴含着个人宇宙的变迁和世界观颠覆的过程。

李濬益：这部电影没有什么起伏。虽然有辛酉迫害的时代背景，但这是为了初期的人物设定，在丁若铨被流放到黑山岛之后，要体现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主要为了反映时代的价值观问题。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在《兹山鱼谱》的拍摄中见过饰演丁若铨的薛景求演员。 虽然本人以前从未用过类似表达,但他却说"这会是一部美丽的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濬益：这可能不仅仅是指风光或画面漂亮。当然，画面也让人美到失语(笑)。人在面对从未体验过的事情，和难以表达的东西时，往往会在那些生疏的经历面前使用“美丽”一词。薛景求演员就是丁若铨本身，恐怕你将会看到他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表演。扮演昌大的卞约汉也展现了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演技。这部电影只要看到演员们的演技，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不，也许不应该形容为演技，因为镜头里有真正的丁若铨和昌大。 观众也一定会期待他们美好的相遇。

观看要点

越深入，越能看到更多东西。 影片以黑山岛的美丽风光为背景，纵使之追随丁若铨和昌大两人深厚的友谊，也足够精彩。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的话，这也是世界观冲突的故事。价值观念的对抗、观点的差异，最终指向对“如何生活”的哲学思维。虽然是过去时代的背景，但是对现在也能够充分引起共鸣的生动故事。这是活生生的故事，也是厚重的纪实文学。

另外分享一则趣闻，在我们国家部分演员接连爆出天价片酬的同时，《兹山鱼谱》自开拍之初便有报道，主演薛景求和卞约汉都是自降片酬接演这部电影。

据媒体报道，电影开拍之初导演宣布缩减制作费，两位主演薛景求和卞约汉演员主动把片酬调整到制作费可以适应的水平。任何电影制作方都争抢合作的两位演员，如此大胆举动吸引了电影界的视线。

李濬益曾公开表示过，拍电影一定要花最少的钱。他曾以低于韩国古装电影平均制作费一半的投资，打造出实力展示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背景的《东柱》《朴烈》等作品，所以《兹山鱼谱》能否延续导演的志向和实力，也受到了广泛关注。 目前出品方正在进行前期制作，虽然尚未公布具体规模，但是考虑韩国古装电影制作费一般在100亿（约等于5700万人民币）韩元左右的情况,《兹山鱼谱》的制作费大概会是50亿（约等于2800万人民币）左右。

电影界一位相关人士20日表示："抛开电影制作规模和片酬问题，想要一起合作的演员对制作方和导演的意愿产生共鸣，这一点已经值得关注"，"在演员片酬和参与分红都居高不下的趋势中，《兹山鱼谱》从制作开始便已不同寻常"。

以前常想，如果谁把苏东坡拍成电影，那定是极为好看，因为苏东坡的一生本就非常精彩，他的精彩不在庙堂，而在放逐的路上，写诗喝酒小发明，种菜斗嘴泡村姑，把日子过出了花来。相比于三苏，韩国也有个知名的士大夫家族三丁：丁若铨、丁若鐘、丁若镛。

1801年，东西方文化交流扰攘盛行，高丽开始流行天主教，丁氏三兄弟接受了西学，受到当时奉行儒家圣贤学的朝堂排挤，丁若鐘被斩，丁若铨、丁若镛被流放。

《兹山鱼谱》讲的是丁若铨流放黑山，在放逐的岛上，放下圣贤学问，改钻研起鱼类习性的故事。之中穿插大量西学、东学的灵魂对话，出世与入世的活法纠结，上流社会与平民百姓的阶层隔阂…都在电影的黑白两色中形成冲突与反思。想想这几年敢拍成黑白片的，如台湾的《大佛+》、俄罗斯的《亲爱的同志》，以及这部，都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故事内核。

以前我们知道日本人玩东方美学非常厉害，现在看来韩国人也相当厉害，绝句格律信手拈来，圣贤之语脱口而出，黑白水墨跃然纸上。但是，韩国人留了一手，学生问为什么不用汉字写诗，老师回答很巧，说是因为世界上除了汉字，也还有其它更好的东西。你看朝廷那些个当官的，哪个不是满嘴儒家圣贤书，哪个不对老百姓吃人不吐骨头呢？

这部电影用中国风的形式，舞文弄墨的闲暇，写出了一部代表自然科学的《兹山鱼谱》，暗示高丽民族打破儒家文明次元壁，融入现代文明的艰辛历程。让我一个中国人看了感慨良多，同时也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我甚至觉得这部电影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启示意义更大。

你看啊，高丽人也没说我们的泱泱国学不好，只是大海宽广，游鱼自在；天空辽阔，群星灿烂。这部电影不像其它韩国电影经常用力过渡，倒是有点像日式电影，讲起故事来含蓄、凝练、平稳、从容，很典型的用普世语言讲述传统。很好！

我之前重译了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该书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儒家学问在现代社会失去了现实有用性，因为科举制度取消了，选拔官员不再需要儒家学问，皇权也不再需要儒家学问构建的世界观，所以儒家学问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干干净净，作为过去辉煌的象征，而与当下政治无关。

这个论断大致是对的，但我一直困惑的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信念系统的儒家，在脱离了现实有用性以后，是否还有生命力。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读钱穆，读到他引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是会心里一热的。后来书读得多了，反而对那套话语无感了。再后来读什么都带着批判的眼光，读来读去，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兹山鱼谱》这部电影，让我感动的是里面表现的“性理学”。所谓“性理学”，也即朱子学，是当时朝鲜科举考试的内容，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唯一“真正”的学问。被流放的丁若铨固然极其精通这套学问，黑山海岛上的渔民昌大也向往并深信这套学问。这是建立在书本和文字基础上的知识，也是社会阶层区隔的坚实壁垒。但是丁若铨理解的“性理学”还有另一个层面，也即电影里解释《大学》第一句的那段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昌大查了字典，每个字都认识，但什么意思不明白。丁若铨随口就给解释明白了：“大学之道，在于显明我们自身本有的光明的德行，在于亲近民众，在于回归到圆满的本性中来。” 这个解释其实更接近于王阳明的心学了。也正是有这种对于本性之光明的坚定信念，丁若铨才会觉得性理学和几何学数理学等等西学是不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也是了不起的知识，满足好奇心本身就足以成为目的。昌大认为像四书这样记录下永恒真理的书，才是真正的书，而丁若铨觉得实证知识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海客的游记，海洋生物的习性——这才是真实。因为丁理解的性理学是一个开放系统，所以才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去接受西学，甚至是渔夫的知识。

我一直觉得儒家知识体系里最有现代精神和包容力的就是阳明学，因为它是一种向内的探索，而不是向外的。内圣可以接续各种各样的外王，甚至可以不要外王。内圣，最要紧的还在于一种人人平等（皆可成圣人）的核心价值。如果不相信人人平等，不相信在本质上人性都是相通的（如果不是相同的），那么政治设置上的区别、权力分配上的高下，就不会消失。如果儒家在现代社会还要有生命力的话，谈孝道，谈牧民，谈亲亲尊尊，谈和谐社会，都很难唤起被现代性深刻塑造过的独立个体的共鸣。当然，很多人在今天谈儒家，原本也不是为了去彰显个人性，而是更看重其“治道”。但那种“治道”，在脱离了科举和官僚制度以后，也不过是肤浅的装饰品罢了。

作者： pASslosS

历史题材，黑白片，一个多月前在韩国公映的这部影片乍看没什么卖点，却力压同期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和《鬼灭之刃 剧场版 无限列车篇》成为周末票房冠军，实现了口碑票房双丰收。

李濬益导演，《素媛》《思悼》等高分韩影都是他的作品。出道至今，他拍了十几部长片，品质稳定，尤其当他选择讲述历史故事时，观众总能看得安心。

今天想聊聊的这部《兹山鱼谱》就是李濬益的新作，讲述了朝鲜王朝后期的学者丁若铨的故事。丁若铨被流放至黑山岛后一心编纂《兹山鱼谱》，书名里的兹山便是黑山岛。

1801年，正祖忽然驾崩。因忌惮天主教在本土的势力扩张会动摇政治根基，反对派对相关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史称「辛酉邪狱」，其中就包括了丁家三兄弟——丁若铨、丁若钟、丁若镛。

对观众来说，丁家三兄弟就是三种关于人生和信仰的选项。

丁若铨是三兄弟里的大哥，在家中总排行老二（三兄弟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丁若铉）。

其实在历史中，丁若镛才是三兄弟里公认的大才子，是备受后人赞誉的高光人物，可是李濬益偏偏以丁若铨为主角，的确惊喜。

丁若铨在影片中的出场是不讨喜的。这个人表面上看有点狡猾，还没啥原则，他本不要做官，但后来在谋求一官半职时讲话又很直接，口口声声说自己要为王权服务。

面对拷问，对天主教极度忠诚的丁若钟因信仰被斩首，丁若镛也不卑不亢，宁愿以死来自证清白。n三兄弟里，只有丁若铨一秒「叛教」，而他给出的理由是：此时恐怕连上帝也抛弃了他，还是活命要紧。

正当观众有足够的理由去看扁他时，其个性里的「随遇而安」又显现了优势——被流放的丁若铨不但没有因失势表达任何愤恨，竟然还笑得出来，他对胞弟说「比起恐惧，更多的是激动」。

到了黑山岛，他遇到了好学又有野心的岛民张昌大 （导演和编剧对张昌大的身世改动很大，下文内容以电影为准） ，并开始对那片海域里的生物产生浓厚兴趣。

他以儒学知识换取捕鱼经验，不仅记述鱼类，还有海禽和海菜，对不了解的事物保持着科学的探究精神。

他虽然贵为「两班」，却不顾身份亲自下海抓鱼。

「两班」是什么？

当时宗室之外的臣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里又分四个阶级，「两班」就是良民里的最高阶级，也就是类似于丁家三兄弟这样的贵族统治阶级或是学者官吏。

所以影片从台词到构图，处处都显露着儒家思想里讲求尊卑贵贱的礼数和对君主制度的维护。

比如丁家三兄弟被流放到荒蛮之地，已有「罪臣」之名，但当地百姓还是尊其为座上宾。

当然，这可能是心善之举，但反映出的真相也很现实——「贱民」永远是社会中底层的底层。

而且朝鲜王朝时期阶级制度规范极为严格，不同阶级之人不准许通婚，孩子只能继承母亲的阶级。n比如昌大的父亲虽然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母亲是庶民，所以他也只能是庶民。

丁若铨与昌大的身份相差悬殊，在当时，「两班」只被允许研习儒学，任何贱民的工作都不能去做，而贱民就算饱读诗书，若非「两班」后代，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读的也是无用之书。

很明显，昌大是因为不甘心才读书，既不是痴迷于求知，也不是想通过学识抵达人性之善。

李氏朝鲜的正统思想是朱子学，昌大想把朱子学当作敲门砖，再以他所理解的「正统」朱子学清理整个系统。

昌大轻蔑丁若铨，也是觉得天主教是邪教。他认为接受天主教精神内核的人都是叛贼，其实是把朱子学与王权和民族性捆绑在了一起。nn他直接批判丁若铨是把书「学歪了」。对他来说，如果知识不能服务于君王，就是无用的东西。

他怀才不遇的心理也从这里来，先是因为无法学习而愤恨，后又因为有学识却无法做官而愤恨。

昌大所遭受的各种贬低都可能让他对权力更加着迷，而这些也均被观众看在眼里。

比如片中设置的两个人，一个是丁若镛的弟子李江海，同属「两班」人士，他却因昌大的贱民身份而看轻他「不会作诗」。

另一个则是在海上漂流许久、机缘巧合之下谋得官职傍身的投机主义者。昌大明白，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正衔二品大夫」才是能够救急的。

所以在《兹山鱼谱》的缝隙里，时刻萦绕着两个问题。

其一是「什么算是真正的知识」，其二是「无法学以致用的知识是否有必要去学习」。

昌大苦读四书五经，奉朱子圣学为其意识形态「本位」，他认为这是唯一且绝对的真理，并以此来衡量世道风气。

当时世道的确不好，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施加重税，民不聊生。

片中有一幕很讽刺，邻居因交不上税，连锅都被抢走了，昌大的愤恨却都挥泄在读圣贤书上，而且给出了一个颇具文人优越感的评价：「朱子圣学不够稳固」。

同理，后来得知连死人也要交税，他又将其归因为「朱子圣学被践踏」，其实直指体系内的当权者，即那些辜负了朱子圣学的贵族和士大夫。

但是任何思想流派都有缺陷，贪婪的人会在教义的「缺陷」中沦陷，将已知的一切教条化并用于规范和统治，而不是继续探索和自我革新。

其实儒家学说和天主教都不是原罪，人才是。

丁若铨举的例子是极为恰当的，西洋人相信「地圆说」，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但他们仍然信奉天主教，尽管天主教在很多观点上违背了真理。

既然知识能够灵活兼容，那么他也可以运用圣礼学接纳西学，看似水火不容，其实能够相互借鉴，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的道理。

丁若铨在片中经常展现这种「融会贯通」，前脚解读着孔子，后脚就可以借鉴耶稣。

这正是昌大没能透彻理解的地方。因为被朱子学里根深蒂固的君主制洗脑，他误以为儒学是排外和不兼容的，而其他思想派系一旦有所异议，就是邪恶的，需要被消灭的。

相较之下，丁若铨对社会的期许要更加理想主义和现代化，他期盼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这样的观点让丁若铨与身处远方的弟弟形成对比，也让他与昌大分道扬镳。

忧国忧民的丁若镛笔耕不辍，著书无数，涉猎范围极广，而丁若铨在当时只写了《松政社议》和《漂海始末》，手里这本《兹山鱼谱》还是专门研究海洋生物的偏门之作，于当下于现实世界都像在做无用功。

他想要探究的东西会动摇君主制，进而牵连亲属，所以他再度放弃了，就像他当初叛教一样。如果很多人会因此被杀，他会把信仰埋在心里，并不那么纠结于「铁骨铮铮」。

在电影中，观众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但凡有丁若铨存在的地方，都仿若一个现代社会。他平等待人，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伟绩，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他也愿意倾听一个地位比他低许多的妇人的想法，甚至娶她为妻。

其实导演李濬益在采访中已经讲得足够明确：

「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

所以丁若钟为信仰献祭自己，这是选择了崇高；丁若镛从西学中提炼出「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一面尝试解决民间疾苦，但这仍然基于对君主制的绝对信任。

反观丁若铨，他将西学内化为生存哲学，绝不是在黑山岛「出世」，而是在小小天地里找到「入世」的新选项。

他编修鱼谱的做法绝非机械操作，也不只是用文字复述，因为定义所见之物更加需要调动不同领域的学识，还要通过实践和观察去考证，此外，对物质的归纳整理和分门别类不仅需要哲学思考，还要参照实用性。

他始终在学以致用，只是成果被世人轻视了。 nn所以昌大的选择也无非就是这两本书，丁若镛的《牧民心书》或是丁若铨的《兹山鱼谱》。

这个选择，哪怕放在当下也依然生效。

昌大选择了《牧民心书》，但他做官后发现自己被束缚了，读了多年的圣贤书最后都沦为谋求官职的工具，反倒违背了那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nn除了对东亚思想交融史的复盘，《兹山鱼谱》的视听美学也能记上一功。

虽然最初选择黑白色调是预算不足的无奈之举，但它完成得干净利落，丝毫不平庸，虽然不一定如实还原了历史，其所塑造的空间却足够匹配这个故事。

比对现今多数院线片，其实《兹山鱼谱》的叙事节奏是偏慢的，而且把想说的该说的都铺在表面，似乎很想正正经经地为观众讲透一个道理。

这的确让电影显得浅显了些，但作为观众，你还是会感激它能把这么个道理直白地讲述出来。

因为在近些年的亚洲电影中，大多数本该直指问题本质的历史题材影片都心虚地借用了宏大叙事，想要与当下共鸣却又惧怕严丝合缝的剖析，处在一个不尴不尬，欲言又止的位置，最后的成品经常阴阳怪气。

《兹山鱼谱》倒是举重若轻地搬出了知识的两种「实用性」：

通过读书，人们可以在体制中攀爬，这是一种实用性，也是内卷的肇因之一。

而另一种实用则是将知识用于生活，正如丁若铨在信中写道：

「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然不是坏事，但即便身上沾满污水泥浆，也要活得像兹山一样，虽外表看着黑暗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也未曾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这部影片是如此平和地在与观众探讨「生存之道」，探一探「反抗」和「犬儒」中间的路到底有多宽。这样的影片，是真的稀缺，也是最被当下需要的一类。

原文参考澎湃：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542180

韩国导演李濬益的新作——电影《兹山鱼谱》以朝鲜著名学者丁若铨（1758-1816）流配兹山期间，在当地编纂鱼谱的往事为叙事主轴，讲述了他与当地人张昌大的友谊，并借二人的对话与经历来阐述导演自身对理想社会的设想。按电影片头所称，整部电影参考的是丁若铨为《兹山鱼谱》所作的序文。该序文全文如下：

兹山者，黑山也。余谪黑山，黑山之名，幽晦可怖，家人书辄称兹山，兹亦黑也。兹山海中鱼族极繁而知名者鲜，博物者所宜察也。余乃博访于岛人，意欲成谱，而人各异言，莫可适从。岛中有张德顺昌大者，杜门谢客，笃好古书，顾家贫少书，手不释卷，而所见者不能博。然性恬静精密，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余遂邀而馆之，与之讲究序次成编，名之曰《兹山鱼谱》。旁及于海禽、海菜，以资后人之考验。顾余固陋，或已见本草而不闻其名,或旧无其名而无所可考者，太半也。只凭俗呼，俚不堪读者，辄敢创立其名。后之君子因是而修润之，则是书也，于治病、利用、理财、数家固应有资，而亦以补诗人博依之所不及尔。嘉庆甲戌，冽水丁若铨书。

按上文所言，兹山本名是黑山，因黑山之名“幽晦可怖”，所以丁若铨及其家人才改称“兹山”，“兹”也是“黑”之意。黑山岛位于朝鲜半岛西南角之处，今属全罗南道新安郡。离黑山岛约38千米的地方还有名为“牛耳岛”的岛屿，在丁若铨生活的时代，人们也把兹山称为“大黑山岛”，而把“牛耳岛”称为“小黑山岛”。中国典籍亦记载了该岛，按《宋史·高丽传》所言，“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自墨山过岛屿，诘曲嶕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这里提到的“墨山”即“黑山”，《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为“黑山”。黑山岛是宋人从浙江赴高丽的必经之地，不过宋朝灭亡后，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更依赖北方陆上交通路线，黑山岛渐失交通要冲的地位。

在朝鲜王朝（1392-1910）时期，居于大海之中，交通不便的黑山岛历来被用作流配犯人之地。影片开头出现的垂帘听政的大妃即贞纯王后金氏（1745-1805），她的兄长金龟柱（1740-1786）在正祖李祘（1776-1800在位）即位后被指为阻碍正祖即位的罪人而被流配黑山岛。贞纯王后及其背后支持势力不可能不清楚黑山岛艰苦的生活条件，把丁若铨流配该处，显然暗含了故意折磨他的意图。

《兹山鱼谱》，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手抄本

丁若铨被贬黑山岛的背后，其实是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遭到信奉性理学的执政势力强力镇压的历史。早在1784年，李承薰（1756-1801）随担任使团书状官的父亲李东郁（1739-？）赴清，在北京天主堂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天主教徒。这一年也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开教元年。天主教传入朝鲜半岛后，主要在受西人排挤、政治基础薄弱的南人党以及民众间传播，一度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丁若铨、丁若钟（1760-1801）、丁若镛（1762-1836）三兄弟在党派上亦属于南人党，并受姻戚李蘗（1754-1785）的影响而接触到天主教。1791年，爆发了珍山（今属忠清南道锦山郡）的南人尹持忠（1759-1791）与权尚然（1751-1791）烧掉祖先牌位，采用天主教仪礼的事件，即“珍山事件”，老论僻派借此大举打击南人以及南人党领袖蔡济恭。正祖李祘虽然处死了尹、权二人，但并没有将事件扩大化。

1800年正祖李祘突然去世，贞纯王后金氏垂帘听政，朝鲜政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天主教成了贞纯王后与其支持势力——西人僻派打击政敌的重要借口。1801年春，贞纯王后下令肃清天主教，大量天主教徒被处死或流配，这次事件也被称为“辛酉教狱”，丁若钟即死于这次教狱。此外，一些王室宗亲与外戚也受到波及，如思悼世子李愃的庶子恩彦君李䄄（1755-1801），他因妻子宋氏与儿媳申氏是天主教徒的缘故被牵连处死，惠庆宫洪氏的弟弟洪乐任（1741-1801）亦被指为天主教徒而被处决。早在1794年，清朝神父周文谟随归国的朝鲜使团进入朝鲜半岛，后来一直留在朝鲜传教。虽然1795年朝鲜官方就获知周文谟入朝传教之事，但他躲在信徒家中，免遭厄运。不过此事亦在“辛酉教狱”审问过程中被发觉，周文谟被逮捕并遭处决。朝鲜官方还搜到了黄嗣永（1775-1801）等朝鲜信徒试图通过北京天主堂，捎给罗马天主教廷的信件，这封书信就是“黄嗣永帛书”。黄嗣永在帛书中提出包括请西洋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朝廷接受天主教等六项建议。朝鲜朝廷发现这封帛书后，大惊失色，派出使团携带《讨邪逆奏文》上告清廷。然而清廷却不以为意，也不相信朝鲜叛党与北京的西洋人勾结的说法。

按丁若镛所作《先仲氏墓志铭》的说法，主导肃清的洪羲运、李基庆等人的最主要打击目标是他本人。洪羲运的主张是：“杀了千人，不杀丁若镛，将安用之？”不过朝鲜朝廷最终认为丁若铨、丁若镛与“黄嗣永帛书”事件无关，免除了二人的死罪而分别发配黑山岛与康津县（今全罗南道康津郡）。丁若铨、丁若镛兄弟从汉阳出发，同赴流配之地，在罗州城北栗亭店分别，从此再无相见之日。

按丁若镛的记载，丁若铨入岛后，“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骄贵相加。岛氓大悦，争相为主。”看起来丁若铨与当地人相处得较为愉快，当地人也乐意把他迎接到家中。与电影中展示的由当地人负担丁若铨衣食之资的景象不同，实际上丁若铨的开销是由他自己支付。按后人对亦曾被贬至黑山岛的崔益铉（1833-1907）的流配生活的记载，“黑山大小岛，本无迁客支供之例，类多自费。而先生至是，正切在陈之忧，不得已为塾师资食之计。”即按黑山岛的惯例，流配之人的开销由其自费负担，与当地无涉。但在黑山岛这样的偏远之地，罕见文化水平较高的读书人，这些流配之人可以向当地人教文授课，从而用自己的学识赚取生活所需。崔益铉以担任塾师来谋生糊口，丁若铨亦是如此。丁若铨“谪居黑山之七年，有童子五六人，从而学书史，既而构草屋数间，榜之曰‘沙村书室’。”虽然黑山岛生活条件恶劣，但丁若铨对这种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的生活也流露出满意之色，他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因遣兴未论才。凉颷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鴈欲回。小屋青山侵席冷，四邻白酒捧杯催。樵儿钓叟懽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沙浦小集次杜韵》）

正是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电影把张昌大描绘成向丁若铨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关系。但按丁若铨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所言，他对张昌大的态度是“遂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来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虽然丁若铨也说张昌大“家贫少书”，但考虑到十九世纪初黑山岛的社会经济状况，张昌大的家庭能允许他“杜门谢客，笃好古书”，已经证明他的家庭绝不是社会底层，而是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富之家。此外，丁若铨也未明确记载张昌大的职业是渔夫，仅简略提到他对“凡草木鸟鱼接于耳目者，皆细察而沉思得其性理，故其言为可信”。黑山岛地处海中，靠海吃海，张昌大即便不是渔夫，由于日常所见所闻，应该对鱼类有较多了解，加上他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丁若铨才会做出“其言为可信”的判断。丁若铨曾作诗寄给张昌大，诗云：“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忽忽初更话，悠悠隔海音。何当穷日夜，到底理源深。”（《寄张昌大》）在丁若铨看来，张昌大是一位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士交往，也是苦闷流配生活中的慰藉。而影片在张昌大身世上多有发挥，称他本是两班张氏家族的庶子，不被生父承认，跟随丁若铨学文识字后才获得生父的认可，并通过生父的帮助得以参加科举考试，并体验了一段官宦生活，近距离接触到朝鲜基层吏治的腐败。不过这一段纯粹是编剧与导演为深化影片主题而加入的想象，并无明确的史料依据。

《漂海始末》，全罗南道新安文化院藏手抄本

影片中段演绎了丁若铨、张昌大与当地人文淳得会面，听文淳得讲述此前漂流到琉球、吕宋诸地故事的一幕。听完故事后，丁若铨觉得此事值得记录下来，所以写下《漂海始末》一文。丁若镛的门人李纲会（1789-？）在《云谷船说》中提到：“淳得业商者也，虽无文字，为人慧能。岁壬戌，淳得漂到中山地，即琉球，自中山发舶还国，又漂至吕宋。吕宋者，海外番国也。福建、红毛、西洋等诸舶互相通商，其船制亦多妙解。自吕发舶顺风十一日，始抵广东澳门者，西南海舶辐辏之地也。”在朝鲜王朝晚期，朝鲜朝廷与琉球等地并无直接官方往来，朝鲜人想要了解这些地方的情况，大多通过书籍间接获得知识，或是通过燕行使臣在北京与这些地方的使臣进行交流。偶尔发生的船难、漂流对当事人来说虽是一场灾难，但也开启了他们直接踏上异国之地，了解异国之情的可能。

文淳得于1801年阴历十二月出海，次年正月遭遇风难漂至琉球，从琉球出发回国时又遇风难，再漂至吕宋，又到澳门等地，后来一路往北直到北京，跟随朝鲜赍咨官回国。待他回到家乡，已是1805年正月了。《漂海始末》由三部分组成，其一是日记，逐日记录了文淳得的经历；其二是文淳得滞留琉球与吕宋期间对当地风俗的观察，包括风俗、海舶、物产等内容；其三是用汉字表意，再用谚文（古韩文）标记出琉球、吕宋的语言。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会吕宋语，曾受朝廷之命为漂到朝鲜的吕宋人充当翻译也不是虚言。按《朝鲜纯祖实录》所载，“罗州黑山岛人文顺得，漂入吕宋国，见该国人形貌衣冠，其方言亦有所录来者。而漂留人容服，大略相似，试以吕宋国方言问答, 则节节脗合。”不过影片中文淳得称自己因该次翻译出色被朝廷授予“嘉善大夫”的赏赐之事则有移花接木之嫌。实际上直到1835年，文淳得才通过“纳粟”的方式获得这一位阶。

文淳得纳粟帖，新安郡南平文氏家藏

丁若铨花费心血认真记录文淳得的经历已然昭示他认为文的经历非常重要，有利于拓展见闻与学习外国的长处。如在《海舶》一节，丁若铨仔细记录了琉球海船与吕宋海船的样式与优点，这其实也是朝鲜在造船时可以学习的地方。实际上，丁若铨不论是编纂《玆山鱼谱》，还是记录《漂海始末》，乃至因目睹岛上松政的弊端而撰写《松政私议》，无一不是他重视“利用厚生”的实学学术倾向的反映。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一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的荒唐景象常常上演。但沉溺于性理学的两班们只懂高谈与实际的国家治理相距甚远的“理”“气”“性”等概念，一边享受奢侈的生活，一边纵容胥吏们盘剥百姓。这些只会高谈概念的两班们其实也不懂税收、铸币、松政（朝鲜把松树视为贵重资源，种植养护松树之事即松政）等具体之事，往往委派胥吏们全权处理。有鉴于此，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才会撰写如《玆山鱼谱》《松政私议》《牧民心书》《经世遗表》等一系列或有助于“利用厚生”，或有助于“牧民”的实用之书。然而可惜的是，丁氏兄弟的这些书籍在当时并未受到执政者的重视，直到后世才有人才发现了它们的价值，并把丁若镛奉为朝鲜实学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