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纳与小星期二

如果国内视频网站不是删减版的话，这个电影完成的很令人遗憾。战争背景下的成人与少年的友谊，再加上真人真事改编，包括父与子的作者等著名配角，可以说的很多。但是它浪费了一个很不错的题材。前半段还好，节奏还比较稳。但后半段真正开始吃劲儿的时候，开始囫囵吞枣地糊弄，太着急推进剧情，所有关键节点都一闪而过，根本没有给出深入延展的时间。比如好友那句“你还要写搞笑剧到什么时候”，以及好友自杀前后等等。不写怎么糊口？成年人这种问话显得低幼，而因为没有背景交代，诸如“在猪圈里没有清白的人”这类台词就如说教般僵硬。

我想不通这个题材怎么才做了90分钟，实际可以说的内容有太多了，每一个配角人物的侧写都可以更深入，整体时代背景和小星期二的个人背景也可以再展开，战争前后对比也可以刻画地更强烈。课堂老师是脸谱化的凡人恶魔，就很老套了；而《父与子》的作者和小星期二的理发师朋友，明明可以详细聊聊的人物却着墨太少，比例分配极其不均衡。全片都围绕着作家展开，而实际对于作家也没有拍的很透，产房前后的戏对这个人物来讲没有太多意义。。主演德国小鲜肉我看了他好几部片子，演技还是在线的，只不过对这个片子来说不够厚，当然其他人的演技更是拉垮。而片中有三对明显的友情线，成人/成人，少年/少年，成人/少年，但勉强只完成了其中最后一条。

酒吧侍应生、钢琴演奏者、书店女销售，其实这些小配角都可以略铺开一些，影片就会显得更丰富，“时代切面”也能更饱满。但可惜的是，全片没有出彩的点，平铺直叙的十分寡淡，场景也过少。

最打动的人应该是作家最后过关卡时，纳粹小兵那句“密码是埃米尔”。那一刻会让人感到爱、艺术、文学，对人的影响如此之巨大。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相通与情感相连，是可以跨越时间、立场、身份等等分野的。最后真实历史影像出现，“当年电影参演的小演员，战后只有两个幸存”—-这太难受了。所以这样的片子应该多拍，有一个机会就要拍好。这样不咸不淡的处理，远远削弱了现实本来的力量。

这部电影，并不像一般的二战电影，只是把责任单纯的归咎于希特勒、纳粹党，而是审视了同时是受害者和加害者的：群众。

一场运动，有其广泛的心理基础，一次大战后的悲惨经历，在德国人的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希特勒上任之初的成功，又激励了民族自豪感。于是，爱国的学校老师，慷慨激昂；渴望身份认同的青少年，一个比一个激进；热心的街坊，变成热忱的基层干部；邻座的老大爷，举报想逃避兵役的少年；躲空袭坐在前面的大妈，检举发表失败言论的漫画家……。

他们都是坏人吗？正好相反，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认真教学的好老师；积极向上的好学生；热心助人的好邻居；好打抱不平的老大爷；热心公益的大妈……。

所以，广泛的心理基础，再加上权威人士的肯定，经由少部分积极分子的煽风点火，在多数人的旁观下，最后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卷入悲剧之中，像森林大火一般，一直要到烧无可烧时，才能渐渐冷却。

纳粹德国如此，十年浩劫如此，美国的民粹主义方兴未艾，如今的香港也是如此。

121岁生日！????????????

他写了那么多童书，到1974年去世前，总共写了35种书，在世界各地谈论德国儿童文学作家时，总被和格林兄弟相提并论。

他曾说“童年是一座灯塔……只有那些已经长大，却依然保持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

他却终生未婚。

因为曾经也靠给杂志画连载谋生，所以难忘剧中副线，关于海恩里希-奥赛尔，就是他用卜劳恩作为笔名，画了《父与子》。

奥赛尔比卡斯特纳小4岁，毕业于莱比锡艺术学院绘画专业。剧中出现他时，在柏林里昂咖啡店里一群文艺青年中，是对生活最热忱的那个。剧中关于他的温馨情节，是在医院，那个不安中期待的准父亲。后来，看到儿子降生时，又幸福得满脸洋溢。

那年奥赛尔28岁。

纳粹刚上台时，身为犹太人的霍夫曼就受到影响，

但他的名气和才艺给了他自信和希望，以卜劳恩为笔名继续在柏林生活并创作。

1934年12月，《柏林画报》开始连载《父与子》，随后每周一个故事，直到1937年，一直被大众喜爱，也出了单行本。

奥塞尔是个好父亲，剧中有请卡斯特纳专门来为儿子克里斯蒂安扮演圣诞老人，过尼古拉斯节的情节。

但1937年后，纳粹继续对奥塞尔迫害

他被禁止发表作品，但依旧热忱地创作，希望艺术能唤起纳粹的宽容。

但1944年，纳粹开始发动战争时，他再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

他和好朋友《人民报》的编辑克瑙夫一起被捕，在审讯前夜，自杀于监狱，年仅41岁。

凯斯特纳一直关照奥塞尔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熬过战争，长大后没有从事艺术工作，一直活到本世纪初。

凯斯特纳以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身份而为世人所知。但是，对于大部分不读儿童文学的大人，肯定会觉得，这么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和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能够有多好看呢？——对，看电影之前，我就是这样的大人。我之所以会保存这部电影，是因为凯斯特纳以某种离奇的幻想与隐喻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他有过一个小说，叫《5月35日》。于是，在5月39日的今天，我终于看了这部在文件夹里面躺了许多日子的电影。然后，就被意外的shock到了——动人的，当然是纯真的孩子气，是那些像金子一样珍贵的心灵，能够在有毒的空气里面，依然保守着友爱、忠诚与勇气的故事。

关于1929年前后德国的历史状况，可以去读历史学家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也可以去读哲学家卡尔·洛维特的《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电影中，透过凯斯特纳的写作和朋友们的境遇也可窥见一斑。凯斯特纳在诗作中嘲讽国家主义是吞噬孩子们的机器，而他的出版人因为犹太人身份不得不迁离柏林。许多作家离开了德国。因为种种原因——凯斯特纳自我调侃的，懒惰、记录历史的初衷、不让德莱斯顿的老母亲伤心等等加起来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的借口，他留了下来。

之后，被剥夺了发表权的凯斯特纳只能以假名写喜剧故事谋生。但是，他日积月累地记录着人们私下流传的笑话——幽默一向是装腔作势的鸡犬者的天敌。在有毒的空气里面，私下传递帝国笑话时的会心一笑当然包含着信任、忠诚与勇气——这是一种希望原则，人们之间并没有被那样的空气彻底毒化，也没有被街头的焚烧书籍吓垮掉。哪怕自由被剥夺，并且付出生命的代价（凯斯特纳的好朋友、合作者、著名的漫画家、《父与子》的作者在纳粹帝国自杀了，但是自杀之前，还为另外一位被捕的朋友脱罪，即便那位朋友还是被判了死刑），但是友爱同时也还在继续。

作为凯斯特纳的超级书迷，小男孩汉斯当然喜欢那些欢乐、勇敢又正直的故事。正是因为有凯斯特纳这么棒的人存在，虽然有毒的空气无所不在（校园内外，老师、邻居肆无忌惮的撕碎诗稿、焚烧书籍、砸烂犹太邻人的店铺），虽然汉斯有胆怯软弱的时刻，但是他还是保持着和犹太小伙伴的友谊，并且逐渐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感受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谎言。

在哈拉尔德·韦尔策编辑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中，有一篇《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探讨德国人历史叙述策略的变化，纳粹时代从一种“另在，变成德国人的自我的一部分”。当代德国，一次次讲述“我们的父辈”的故事——带着回忆和悲伤，从反面的经验中去审视黑暗时代的人们，才能格外看到当有毒的空气肆意弥漫时，勇气与忠诚，黑暗时代的友爱之光，如何庇护着心灵。而控制记忆、遮蔽历史，一定是希望的大敌——长久生活在没有历史思考的道德真空当中，任何社会都会很快走向装腔作势的虚假状态，人们在这里不会获得充实与宁静的生活。

德国二战视角反战电影。以和平主义者、德国著名作家，诗人，编剧和讽刺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在那段黑暗的第三帝国统治时期，这位文学家和他忠实小读者汉斯的忘年友谊犹如黑暗中一点星光闪烁。

埃里希·卡斯特纳（1899年2月23日 - 1974年7月29日）曾于1960 年获得国际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勋章，四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28年秋天，他出版了他最着名的儿童读物《Emil und die Detektive》，也因为这本书，他最忠实的拥护者汉斯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小家伙给这位崇拜的作家写信，甚至登门拜访，后来汉斯在1931年卡斯特纳编剧的同名电影里饰演了一个角色“小星期二”，这段往年交的友谊也刚刚开始。

Emil und die Detektive（1931年）海报

1933年，魏玛共和国在元首希特勒的上台后结束，而和平主义者卡斯特纳因反对纳粹政权，加之他没有像很多文化界批评专政的文人一样流亡国外，曾一度遭到盖世太保的审问和威胁，他们焚烧他的作品，指责那些书违背了“德国精神”，而卡斯特纳则认为留在柏林能更好地记录事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表明立场「我是萨克森州德累斯顿的德国人，我的祖国不会让我离开，就像一棵长在德国的树，可能会在那里枯萎。」

为了不影响“小星期二”，他勒令那孩子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汉斯偷偷收藏起了作为禁书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著作，直到若干年后，“小星期二”成长为“大星期二”（最感动的是那只腊肠犬还陪伴着战争动乱下的男孩），他偶然看到报纸上登出卡斯特纳先生去世的讣告，他为了确定这个大朋友是否安好又来到了拉斯特纳先生的住所。再次相逢的忘年交在那样的岁月已然带给对方很多喜悦，即使身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这位少年依旧保持着正确的三观，不抛弃自己从小的有犹太血统的玩伴，可见童年时期他受到卡斯特纳先生的影响有多深远。

而二战后期，兵源匮乏，德国前线开始疯狂的征兵，那些无辜的少年们都被迫参战，汉斯也未能幸免于难。虽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张讣告，但战争的残酷溢于言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年人犯下的错，挑起的战争，最后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要成长为青年的孩子们去送葬和善后，元首帅军的铁蹄之下摧毁的不仅仅盟军国家千万个家庭，也让德国本国的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1944年，卡斯特纳在柏林的住宅在爆炸袭击中被摧毁。1945年，亲历了德累斯顿的轰炸的卡斯特纳在他的自传“ 自杀传奇”中为德累斯顿发出哀叹「我出生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即使你的父亲，孩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不能让你看到它，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在一千年中，她的美丽被建立起来，在一个晚上被彻底摧毁了。」

电影几乎没有正面描述战争的残酷和纳粹的疯狂，而是透过主人公的经历去侧面表露，汉斯战死之后，卡斯特纳先生再未写过关于第三帝国的小说。除了两人以外，《Emil und die Detektive》这部电影里的其他儿童演员都未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汉斯和其他27761位阵亡者一起被埋葬在科博沃的士兵墓地里，「口令是埃米尔」这句台词已经是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