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竿而起

在并不了解当时南非社会背景的情况下匆匆看完，电影的很多镜头处理有些别扭，比如整体的色调（本来就是以黑人为题材的，还那么多黑夜取景的镜头？？），大量的对比镜头反复穿插导致电影的节奏忽快忽慢，有点用力过猛，整片的氛围从头沉重到尾（虽然是种族隔离题材的电影，但我相信黑人兄弟骨子里有幽默感和乐观的心态的，所以在“揭竿而起”之前至少有些笑点，让氛围产生由轻松到沉重的变化，效果会更佳）

但总之，影片还是给人很多思考的：在面对种种社会问题（种族隔离）引发动荡时，市民阶级大体有两种人：保守者和激进者。前者多数有稳定的家庭和财产，基本避政治不谈，不愿意卷入动荡，只希望安安稳稳的渡过这段时期；后者多数是无业无资产或者严重受迫害者，他们是社会的动荡中与统治阶级对抗的中坚力量，电影中的“自由战士”。而电影的主角就是被迫从前者转向后者（《卢旺达饭店》主角也是类似）“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规律在世界各地一直上演着，说到底就是统治阶级要有个度，这个度就是宪法。不当的统治者会逾越宪法，实行错误的政策（如种族隔离制度），当自己无法纠正过来就需要精英知识分子阶级或市民阶级（情况最糟）来纠正。

回到种族隔离的主题，大多种族问题都源于过去两个世纪里的迁徙和殖民，世界各民族基本是友好相处和竞争敌对并存的。所以种族偏见很难彻底消失，只能不断淡化，这个淡化偏见的过程需要真实的接触和合作，而种族隔离将接触和合作割裂扭曲，只会加深矛盾。正如影片的结尾，帕特里克并没有对当年的警察复仇，而是选择了和解，头发花白的警察独自一人在河边钓鱼，某种程度上也是种族隔离的受害者。两个男人不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吗。影片最终就是借此表达了，希望各种族放下历史遗留的宿仇与矛盾，通过和解和妥协来实现和平。

人性不分对错，只有制度才分对错，愿世界充满爱与和平。

以压抑开始，历经悲凉，却收尾于并非完美的圆满，其实此片的最大缺陷，就是拘泥于真人故事和疗伤心态，结果悲悯足够了，却丧失了成就伟大悲剧的可能性。实际上演到中段，几乎可以看出，出场的每一个人都深陷悲惨的境地无法自拔。老实低调的工人失去家庭、工作甚至信任等一切；忠于职守的警员也无法保护家人不生活在恐慌之中；行动带来仇恨，反击引发破坏，然后是更多的仇恨，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这可怕的旋涡之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比如两面的葬礼/仪式穿插进行的那一段。但是这样从个体悲剧上升到社会悲剧的发力转瞬即逝。后来的警匪片段和结局的宽恕表述，确属很讨好的做法，但是有了温和就失之尖锐------------就是说下刀不够狠，没有勇气把伤处完全挑开，让人看到痛苦的根源。

好了，装13完毕后，抛开想看别人演出悲剧这种无耻的心态，俺还想以一个怪蜀黍的阴暗心理，来大声疾呼：
一妻一妾，儿女双全；痛苦过、反抗过，最后居然还获得了身体和精神双重的自由......etc，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哇。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是鉴于大多数人即使愿意吃苦也捞不到这些，俺只能说，这个老实人，这个被压迫的老实男人，已经达到了相当好的结果了。

ps，Derek确实会演戏，所以说有些东西学了白学，还是天赋重要。

ps2，古人云，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可怜的老实人，不谋及妇人，还是难以幸免。失去了一切，还被叫做恐怖分子的男人，被大军压境的追捕围在当中，挨枪子、被剥光猪，所有的苦楚和无奈都写在脸上--------------可那时，伤他最深的是什么呢，是他老婆的出卖！
女人那女人，在她们心中，天塌地陷都是浮云，只要男人没有上她们的床，就是罪该万死---------------然后她们还好意思说这是爱。

忽略掉整个剧情发生的地点和背景，《揭竿而起》完全是一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这个文绉绉的译名更令人不能不想起陈胜吴广等一系列农民起义。

可是，陈胜吴广还在田间干活时就胸怀大志，郁郁的感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并抓住时机轰轰烈烈的跟皇权干了一场。而南非的Patrick，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人男子，有温暖幸福的家庭，漂亮的妻子，天真烂漫的女儿，还有一个情妇和私生的儿子。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活的平安康泰，尽管时有屈辱，也只是逆来顺受。然而当南非黑人的“自由战士”白人口中的“恐怖分子”袭击了发电厂，Patrick被不分青红皂白的抓来受刑，妻子也惨遭折磨。愤怒的Patrick对现实失望，从而激发内心的斗志。他从一个平凡的男人，转而成为为自由而战的斗士。

整部片子叙事流畅，而非洲黑人音乐更是这部影片的神来之笔。时而激昂，时而欢快，时而悠长。然而，即使是下葬时的歌曲，也没有忧伤悲哀，只是悠远平静，如同一条静默流淌的河流，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却是波涛澎湃。一如非洲人民不屈的灵魂。

 
好久没写影评了：）


《揭竿而起》：一个良民的自供状


在中国，你可以叫我A；在欧洲，你可以叫我B；现在是在南非，这个和你说话的黑人叫帕特里克·察莫索。
我绝对是一个良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赛空达地区，如果你在街头说，帕特里克是一个恐怖分子——这是白人殖民者给反抗他们暴政的人所统一安插的罪名，反恐怖，多么冠冕堂皇，多么义正词严，所有的敌对者都扣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不管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诸神之争，皆可以顺利转化为暴力与反暴力、恐怖与反恐怖之争——只要略微熟悉我的人都会认为，你在开玩笑；或者，你喝高了；或者，你是个神经病。
我在一家大炼油厂当领班，这个工作很体面，而且有一份好收入，再加上我于公余兼职做一家少年足球队的教练，足以养活我美丽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女儿，我的母亲。奢侈的生活不是我这等人所能设想的，只是在商场瞥见那些华贵的家具，妻子的眼神陡然涌起一股火热的力量，这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不安最终化作现实的瘟疫，并非因为妻子对奢靡生活的向往而引发的背叛，无论如何，她是爱我的。而是——我不得不感叹命运的荒谬——那天夜里，炼油厂爆炸，我恰恰请了病假，最麻烦的是，那张病假条被查出来是假的。
我必须向你们说出真相：那天，我带领的足球队打进了决赛，作为教练，我理应坚持到底，谁能保证，这帮足球天赋高到能用左脚绣花的孩子中间，就不会产生又一个埃托奥或德罗巴呢？
最后，我们胜利了，而天色已经晚了。我想起附近有个朋友，就过去看望她。诶，我该更坦白一点，她是我的旧情人，只是，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再往来，我看她更非旧情复发，而是，她毕竟在抚养我的儿子。
我承认，我的德行有污，但鸡蛋上一个蚂蚁大的缝，就能吸引成群的苍蝇？时光一个小小的错位，就能改变生命的航向？是什么，造就了我的牢狱之灾，刑罚之苦？是什么，促成了我从一个连母亲在夜间收听非洲国民大会的广播（相当于同时期中国人所收听的“美国-之音”）都要强加干涉的小心翼翼的良民，蜕化成一个最终悍然炸掉了炼油厂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战士或暴徒？是命运之神，还是尼克·沃斯？
尼克·沃斯，那个统治我们的白人警官，反恐怖组织的头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起初是因为对他的怨恨，到后来，则是一种困惑。他并不是一个坏人，相比于那些醉鬼或清洁工一般的白人统治者，他文质彬彬，像个绅士。他还是个好父亲，我到他家吃过午餐，和我一样，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恩，他的妻子更贤惠宽和。看得出他的家庭之和睦。他抓我，拷打我，逼问我，只是尽他的工作职责。
这就是我在那个小岛监狱里面一直闷头思考的问题：对于我所遭受的迫害，对于我所造成的灾难，尼克·沃斯是否有责任，或者说，他与我一样有罪？如果有，他该如何承担，像我这样被囚禁多年？他若是一个明目张胆的坏人，那也罢了，我很容易下论断。可他不是，但判定这是制度之罪，历史之罪，将由谁来背书，谁来买单？
后来我阅读了汉娜·阿伦特女士撰写的为纳粹服务而被判处死刑的艾希曼的书，她说，极权主义的罪恶通常不是极端的，而是完全缺乏想象力、平淡无奇的，人们不能从艾希曼那里获得任何恶魔般的、凶残的深度。这个说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批评者认为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解有误。也许，作为政治哲学家，阿伦特缺少一丝冷酷。但“平庸的恶”一说，拓宽了辽阔的诠释和适应空间：那些平庸者未必深知自己在做恶，在他们出生之时，就被泯灭了善恶观的意识形态所洗脑，从而丧失了分辨善恶的能力，他们只是专制机器之下的工具主义的螺丝钉，到头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专制者纷纷作鸟兽散，遗留了一堆平庸者承担历史的罪责，这样公平吗？基于此的新世界会有所好转吗？
但我坚信，哪怕平庸者对恶的涵义一无所知，视做恶与做爱一样为人的生理本能，他仍然要为此承负责任。因为我同样坚信，专制永无可能改变人性的根基，它顶多只能改变恶的形状和重量而已。所以，对那些寄生于恶的巨无霸机器之下、扮演螺丝钉角色的平庸者，请你们扪心自问：当你们在做恶——你可以辩解，这是你的工作——之时，你的心底，是否涌现出一丝羞愧，一丝悔恨？
尼克·沃斯显然没有。我直视过他的眼神，那里潜藏着一种自命为正义代言人的坚定和冷漠。换言之，他并不认为自己所服务的制度是恶的，这是那一类来自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医生心头的顽疾，当他们置身于贫穷、落后、专制的语境，他们会不由自主化身正义天使，确信自己将带来善的阳光。当他把我抓进牢房，当他对我严刑逼供，当他开始软硬兼施，当他带我实地探察，当他以我的妻子、我的家庭为胁迫，迫使我高呼“那些都是我干的”，尽管我什么都没干，当……最后，他把我放了，因为他确认我无罪，他对自己的公正沾沾自喜——这些天里，他的眼神从未流露分毫犹疑。
他再次向他的同事证明了他的精明强干，他近乎先知的判断力。而我，一个无辜者，却白受了几斤罪。身上的伤已经麻木，而心上的伤却终生难以愈合，滴不尽的血像被荒废的时间一样在苦痛蔓延。晓得了真相的妻子不再信任我，家就这样毁了。我在夜里走进母亲的房间，将她正偷听的非国大广播的声音调大，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战斗宣言如冬天的海浪冲击我心中的礁石，我混沌不清的灵魂。再见，我的怯懦和谦卑。再见，我的过往。再见，我的家。
我就这样告别了良民生涯。
我不是一个优秀的战士，更不是值得万众拥戴的反暴政的英雄。关于我的战斗生涯？在我拉开引爆器的一瞬间，我忆起了以前在炼油厂艰辛工作的美好时光。但我知道，时光再也回不去，我不可能再次踏进那一条幸福的河流。哪怕若干年后，我走出监狱，恢复了自由身，重新做一个良民，天空与草原依旧，世俗的叫卖声依旧，妖鼓的节点依旧，炎夏烧荒草的味道依旧，我的心性像一面破碎的镜子，裂痕可以消融，疼痛始难祛除。我在反抗恶的同时，亲身参与了恶的再生。恶的最大毒害，即是使那些自以为占据了正义的反抗者仍逃不了恶的侵蚀。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是在重逢尼克·沃斯之时，尽管我只远远眺到他的背影，我确信是他。那一刻我想起了很多，屈辱、悔恨、破损的生活之门，被扭断的光荣与梦想……我生发了一股杀死他的冲动，然而，一个声音从心底滋长：宽恕，宽恕。不是宽恕他，而是宽恕我自己。
不用我惩罚他，甚至不用法律惩罚他，命运已经做到了。他老了。风中的白发象征着过时的权威。世间一切权力最大的对手，就是时间。
这部以我为主角的电影被翻译为“揭竿而起”（《Catch a Fire》），其实是夸大了的误译。我需要再度重申，从良民到战士或暴徒，仅仅出于偶然，这种偶然性比你买彩票中了一千万还要小。我拒绝张扬所谓的大义，我只想做一个良民。
但这里还是隐藏了一种必然：暴政往往使你欲做良民而不能。
……
时辰到了，我该上路了，今年的烧烤生意真不错，嘿，小子，听说你们那的猪肉又涨价了？什么，那些吃不起猪肉的人们向我学习，开始烧公安大楼？……

2008年7月5日于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