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若梦1938

“我脑子似乎混沌了，我似乎听到有电话正在想；我似乎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那声音告诉我，如果不快点吻她，就没机会了。”nn“之前两个人就是因为不知道去哪儿而不断地走路，”（突然转折）“你真的好美，有时候你的美丽让我不知所措。”nn一个进家门，两家人（两组人物）就这样联系起来了。nn神经病家族人中的正常者，总是偏离正常却又不算太远，正常者的相亲，要控制全部的非正常家人，和《毒药老妇》有相通之处，格兰特的演技确实好于詹米。nn“只要她一进房间我就双脚发软，血液冲上脑袋”（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nn“这里是二等座位”n“我可以听你说也可以自己说，需要我怎么做。”n“不介意我谈谈自己吧。”nn是靠卡普拉的段子在撑，但有琪恩亚瑟在，什么都好说，哪天光是听到这样的声音，我都娶了。nn这种精心准备，很像多年前的《米老鼠》nn挺长的，第一幕情节点来自于政府误解了一直都在的炸药和突然印刷的卡片，多重巧合的同一指向。nn卡普拉式元气弹，来了。nn这个凑钱可以解释朋友大于金钱，但不能证明普通人一定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为了维护别人的面子老头挺身而出，都坐下吧，写剧本的人还是厉害，还好卡普拉只是负责拍，这明显不是他的功劳。nn“昨晚我哭着入睡，今早醒来发现不是自己的床。”（短短两年内，早已经换了五张床了。）nn从守候房子到放弃房子，怎么样因为人而变比较重要，总觉得稍微欠些严丝合缝的链接。nn生活多美好是借助了一个神秘力量才得以合理，不知道百年前的价值观究竟是怎样，至少在今天，这样的角色转变不合理。nn一直被炸下的“家，甜蜜的家一开始就是一种暗示”，一片狼藉的家中招待客人。nn有点像是大萧条时代的洗脑。

       评价一部非这个时代的电影不能拿现在的观念去评判。艺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1938年二战前夕，这部电影让我想到了阳光灿烂下的理想社会主义肥皂泡。
    这是一部佳作，剧作相当的棒，每一个包袱，每一句台词，都很下功夫，电影层次性很强，整体感觉很轻快，看着很舒服，第二遍看这部电影还非常爱看。经典好莱坞时期的电影大概都很诙谐，这种诙谐充满了智慧与幽默。比如说围绕女主角背后的字条这几场戏，到高级饭店里，从引起众人反映，到发现柯比夫妇，隐藏尴尬，尖叫，柯比夫妇发现。这么一个烂俗情节，被导演和编剧运用的就很机巧。都再期待与反期待，情理与意料之间，抓住了观众的心理。再比如同一道具的反复出现，这种构成母题的元素对电影是很好的法宝，那个每次都因为鞭炮声震落的牌子，每一次的出现起到的作用都不一样，巧妙。还有在俄罗斯说珂比胃溃疡这场戏中，他的重复，笑点制造的一点都不努，整体下来，整部作品就很轻快。
    早期电影的发展脉搏一直是在和戏剧分家的过程。整部电影充满着剧场性的东西，这种东西不能全盘否定。戏剧要制作自己的戏剧时空，同样一部电影也有他独特的视听时空。营造真实感是电影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认为真实不是单线的模拟环境的真实，也可以是人物性格的真实，人性的真实，只要你抓住真实的一个环节，通篇的视听世界就是可相信的。
    为什么又称它为阳光灿烂下的理想社会主义肥皂泡呢，就是觉得里面还是有很多工人阶级，社会对立等一些很“功利”的东西，这些东西让电影失去了一点东西，前半部分我更喜欢，因为它是一个灰姑娘和富家子的故事，后半部分掺杂这阶级改变，无产阶级说服资产阶级放下资本，追求无产。到一个电影观念的问题，电影艺人，在制造自己的世界的时候，尽量要把事实客观的反映，客观的描写，让观众去读，去思考，去判断，而不是教给他们该怎么去做。
    有时间的话尽量去分析一下他重点戏的剧作结构，还有电影语言，人物。

“我们家里，每个人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一家子除了灰姑娘，没个正常人，老爷子整天在社区四处闲逛并把陌生人带回家来，老爸带着一只神奇的乌鸦终日躲在地下室研究炸药梦想成为诺贝尔第二，老妈子误收了一台打字机从此伴着一只乖乖猫开始写作生涯一写就是8年，姐姐成天跳芭蕾姐夫则用一台很奇怪的乐器伴奏，俄国佬芭蕾舞老师每天晚饭时间准时来蹭饭还把客人摔个四仰八叉，还收留了个喜欢制作怪物面具的家伙藏在地下室动不动冒出来吓吓人。

一窝怪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享受其中的快乐。这当然都是老爷子的功劳，老爷子凭着他强大的亲和力和彪悍的人生观影响着周围的人。老爷子说，放下吧，那不是你想要的，到我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于是美国梦慕然惊醒，原来的追求不过是海市蜃楼，真正的幸福就在身边。

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法庭，那个世上最可爱的法官老头，一脸坏笑地看着庭下的芸芸众生各自表演，然后说，这个要罚一百块钱。老爷子一家没那么多钱，于是挤满了法庭的邻居们纷纷慷慨解囊，连法官老头也从口袋里掏了个硬币出来。那一刻，我热泪盈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上最宝贵的东东，原来是朋友；比朋友更宝贵的，是很多很多的朋友；比很多很多的朋友还要宝贵的，是他们都很尊重你，支持你，帮助你。1938年是这样，2008年还是这样，有些东西，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8年之后，Frank Capra故伎重施，《风云人物》中一个同样的场景，这回换了James Stewart当老好人，再次赚得无数影迷满盆热泪，惜败于《黄金时代》与当年的奥斯卡擦肩而过。

WIKI上查了下James Stewart，原来这家伙是个巨牛的人，普林斯顿高材生，空军准将，超级巨星，拿奖拿到手酸。资料在这里：
https://secure.wikimedia.org/wikipedia/zh/w/index.php?title=%E8%A9%B9%E5%A7%86%E6%96%AF%C2%B7%E5%8F%B2%E9%83%BD%E8%8F%AF&variant=zh-cn

好电影，看一部少一部。

弗兰克·卡普拉是美国最好的宣传员。

他告诉全世界，美国并不完美，但有一些价值观，是这个国家的人在追求的。

当年看到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 或者 it's a wonderful life 或者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都是戏，但是你就是会喜欢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和谐。

什么叫和谐，看看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 就知道了，你不需要做过多的文字解释，你看看戏，你觉得和谐，足够了。

世界不完美，卡普拉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会告诉你，美好也许就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发生着，他会把那描述的让你向往无比，他会把那种感觉升华到神圣，把那种感觉充实到亲切。

所以弗兰克·卡普拉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结局大师，他的所有结局都是迷人的，动人的，感人的，杀人的。

我看过it's a wonderful life的结尾多达100次以上，就为看人们欢聚在一起唱着《新生王歌》，听啊天使在歌唱，光荣属于新生王。我不喜欢看到人们在教堂里庄严地这样唱，我以为陌生的人们拥挤在一起，用真情实感唱歌才是最好的地方。

我也一定不会忘记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的两只口琴合奏结尾，欢乐，还要什么呢，你不能带着电影离开电影院，但你可以带着欢乐离开，这才是喜剧的境界！

即使我已经喝掉了一瓶Chardonney，我还是可以清楚地打字，因为我在欢乐之中。

　心情不好的时候，有谁比弗兰克·卡普拉还能抚慰人心？

　俯拾皆是的小幽默绝对可以缓解失落，克拉克·盖博、詹姆斯·斯图尔特、克劳馥·考尔白的风姿冠绝一时，最关键的是，导演反复告诉你，好人也常常是个倒霉蛋。

　《浮生若梦》里，与人为善的范德一家被房地产老板强令搬迁(不过他们做钉子户不用以死相迫或者自制炮楼，只需继续在家里跳芭蕾、画油画就行了)；《生活多美好》里廉租公寓老板乔治·贝利因资金问题面临破产和牢狱之灾；《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里，新晋的州议员天真耿直，被老奸巨猾的政客们栽赃，非但议案不能通过，议员位置也将不保。

　相比这些悲惨故事，你那点小情绪算什么呢？往往电影看到这里，心里已有了一层安慰。更何况，卡普拉又说了，噩运难免，由它去吧，若触底必反弹。

　他的主人公总在霉到极点时迎来一场不可思议的奇迹，要么天使突然下凡，要么恶人良心发现，要么扑面而来一段跨越阶层的纯真恋情。所有问题顺利解决，朋友和敌人坐在一张餐桌上共同举杯。这种近乎天真的浪漫主义告诉你，坚持做个好人，好人自有天助。

　曾经两次看卡普拉看到热泪盈眶，之后想想完全是同一桥段。一场出现在《浮生若梦》里，范德老爹被法官判处100多美元罚款，在场的所有邻居、朋友都慷慨解囊，你一元我五角迅速凑齐，一旁富有又孤独的地产老板只能干瞪眼；《生活多美好》里原样复制，乔治·贝利无力交税，他帮助过的人都在圣诞夜赶来捐钱，甚至闻讯而来的小报记者和邮递员也被现场热情感动，忍不住掏出几块钱塞在箱子里。

　情感重于金钱，没有什么比这样质朴的道理更能增加我们的勇气了。这不是那类讲述小人物不懈奋斗终成super star 的励志片——我们或许可以在看完这类电影后的一瞬受到激励，但又往往因自己毫无天赋的事实再度陷入沮丧——而是告诉你平凡的生活亦可精彩。

　普通人的形象在卡普拉镜头下充满魅力，《生活多美好》里乔治·贝利曾被列入百年电影史上十大银幕英雄之一；《一夜风流》里克拉克·盖博咬着胡萝卜快速说俏皮话的样子更是迷人，以至于后来成为兔八哥的创作原型；《浮生若梦》中，范德家中收留各色追求自由生活的人物，教授芭蕾的俄国佬，制作人皮面具的辞职会计，写了八年剧本、永远拿小猫做镇纸的阿姨，兴致勃勃研制烟花不断在地下室做实验的大叔……人人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范德老爹吹起口琴，所有人应声起舞。这番美好描述，与其称之为说教，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诱惑了：不信，你也试试看？

　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和二战之后，卡普拉的作品最受欢迎，通共获过6次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获奖3次。也许当人们发觉金钱、政权都脆弱到不可指望的时候，才愿意扭转头来守望人心吧。

　那段特殊的时间里，卡普拉成了美国人的安慰剂，冷战之后又被拿去安慰俄罗斯(据说1992年美国电影在俄罗斯解禁，在叶利钦首肯之下，《生活多美好》被选为第一部在俄播出的美国电影)。如今，轮到我们看着受用了。这未必是在讲“他们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未必有这样的进化逻辑，但那些基本的普世价值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以为它再简单不过，现实中却时常忘记。我们往往以为兄弟靠不住，集体靠不住，唯有赚到的钱才是实实在在的，其实，我们能拥有的只有记忆。

　上世纪30年代，中国诗人说：什么是我们的实在？我们从远方把什么带来？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是为大诘问。有趣的是，几乎同一时期的卡普拉电影片名在远方遥相呼应，中文翻译作“浮生若梦”，太含蓄了，不若英文直截了当：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